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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城市贫困基于中部六省实证分析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贫困问题也日趋严重。本文以我国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从收入和消费两个维度，估计了一个包含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变量的贫困决定函数，实证分析了贸易和FDI对城市贫困的影响，着重检验了其中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和FDI对于贫困人口有着不同的影响；FDI流入与贫困变化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表明全球化只有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使穷人受益。 　　关键词：全球化；城市贫困；FDI；“门槛效应” 　　 　　一、引言 　　 　　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与贫困的关系的研究文献相当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探索全球化影响贫困的渠道和机制，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例如，Winters（2000）、Bannister和Thugge（2001）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政府收入等方面指出了全球化影响贫困的6条渠道。当然，由于分析方法的限制，大部分研究只能针对其中的少数几种作用机制（Obstfeld，1994；Dollar，2004)。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aldwin and Forslid，2000）支持了国际贸易通过新技术或新产品的扩散等途径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减少贫困。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全球化对于贫困人口的不利影响。例如，Edwards（2001）认为资本市场的开放在初始阶段可能对穷人是不利的，贸易的自由化也可能会在短期内由于劳动市场的非流动性而导致大量的失业。Agenor（2004）强调即使从长期的角度分析，全球化也可能使穷人遭受损失。另一方面是从经验上分析和检验全球化对贫困到底是产生有利、不利还是中性的影响（Dollar and Kraay，2002；Hertel、Preckel and Reimer，2001）。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研究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Agenor（2004）指出了两种全球化效果可能引起的非线性关系：一种是全球化的产出效应，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进口竞争部门的衰退，导致了人均产出的下降和贫困的恶化，后来又随着出口部门的扩张，人均产出又会提高从而缓解贫困。另一种是相对工资???应，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FDI的流入会扩大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异，恶化后者的生活条件，从而加重贫困（因为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非技术工人），而工资差异的扩大又会刺激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缩小工资差异，减轻贫困。这两种效应都有可能形成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倒U形曲线”。Sindzingre（2005）把制度因素纳入到全球化和贫困的非线性关系中，认为全球化对于贫困的最终效应依赖于一系列经济制度特征，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管理效率和信誉以及特定的市场结构等方面。 　　综观上述研究文献，从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验证，都远未达成共识，并且争论得很激烈，因此，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境而异的（specific in context）。本文以我国中部六省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全球化对于城市贫困的影响，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1)在我国中部地区，全球化与贫困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2)在中部地区，贸易和FDI作为全球化的两种度量，对贫困是否产生不同的效应，以及对不同类型的贫困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是否相同。 　　 　　二、 模型 　　 　　1.指标的设置 　　本文的模型借鉴了Dollar和Kraay（2002）的分析方法，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于变量的选择略做调整。全球化和贫困都是多维度的概念。全球化的外延包含了贸易、资金、人员以及知识、技术和思想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开放和交流，但本文仅以贸易开放水平和投资开放水平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化程度的指标。常用的贸易开放的指标有贸易份额（进出口占GDP的比例）、平均关税率、有效关税率、非关税壁垒以及Sachs-Warner指数，对于省际分析而言，除了贸易份额外，各省在同一年度的其它指标都基本相同，因此本文选择贸易份额作为我国中部六省的贸易开放的指标。投资开放水平用FDI占GDP的比例表示，考虑到FDI效果的滞后性，可以分别以滞后一期、滞后二期以及这两期的FDI的平均值作为回归元，但估计结果并无明显差异，因此我们以滞后一期的FDI份额作为投资开放水平的指标。 　　贫困也可以从收入、消费、风险、能力、脆弱性和发言权等方面来界定和衡量，本文仅分析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对于城市贫困而言，各地并无官方的贫困线标准和统计口径，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也没有一致的估量。在1993年上海市首先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