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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合理定位若干思考 　　摘 要：当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由“顺利实现转制”进入“追求长效机制”阶段。我国的社会养老制度模式应借鉴美国的“补救型”，而不是欧洲的“普救型”；政府应当根据我国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准确把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性质、定位，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努力追求并实现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养老金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应明确分属两个相互独立的组织管理系统，合理维持一定的个人账户比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社会保险体系抵御老龄化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定位 　　中图分类号:F84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4-封三-02 　　 　　当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由“顺利实现转制”进入“追求长效机制”阶段。在这种形势下，构建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制度，需要对社会养老保险合理定位。 　　 　　一、正确认识社会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以“补救模式”为目标。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社会保险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从改革历程来看，我国养老保险设计和起步不是从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基本立法角度出发的，而是一种过渡时期产生的应急行为。是将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改制、收入分配调整、社会就业变化等问题导致的种种利益矛盾全部让养老保险承担起来，结果造成养老保险本身极具变形，成为社会经济矛盾的“垃圾站”。因此，解决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首先需要建立起有效的“隔离机制”，防止继续把矛盾推到养老保险制度，否则将危及养老保险运行并最终崩溃。 　　第二，社会保险建设需要发挥各方作用。尽管我国的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在形式上已经具备政府、企业、社会、个人责任共担的雏形，但责任分担机制仍不清晰，从而损害了各主体方的积极性。社会保险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划分不清，不仅造成了旧体制下的欠账难以合理化解，而且对新体制的确立造成严重威胁；政府与民间的责任划分不清，客观上制约并限制了社会各界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和市场分担其可以分担的社会保障责任；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划分不清，已经形成了中央政府压力日益增加并被强化、地方政府多半缺位的格局。中国在地域庞大、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下单靠中央政府不可能顺利推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可能搞成一个单独由中央政府支撑的庞大社会保险体系。 　　第三，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设计需要坚持“补救型”模式。从宏观来看，社保体系是一种公共产品。在社会相对平稳的过程中要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保体系，主导的力量必须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能够和应当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东西；市场总体而言是解决锦上添花的问题，不能解决雪中送炭的问题。从国际范围来看，可以将福利模式简化为两大类，即欧洲模式的“普救型”和美国模式的“补救型”。从实际国情出发，决定了我国需要采取“补救型”的养老保障模式。一是从福利供给能力来看，我国国土辽阔，发展极不均衡，不可能实行主要由国家包办的“人人皆福利”的“普救型”模式，只能偏向于采取提供“底线”保障，同时发挥国家、市场和个人(家庭)三者作用的“补救型”模式。二是从福利保障条件看，我国仍将长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养老保障制度设计应当将有限的财政资源花在“刀刃”上，建立起为社会提供基本“底线”保障的养老运行体系，最终形成穷人基本靠国家、富人主要靠市场的养老保障格局。三是从保障体系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来看，我国需要发挥“补救型”模式对就业弹性的促进作用，保证就业市场具有比较大的弹性，保持对广大的低端岗位和高端的白领管理岗位都充足供给的能力， 较大地缓解就业压力，从长期看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从根本上看，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国家在满足社会养老保障福利方面应当不是大包大揽，而是提供底线保障，并为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长效良性机制预留必要的空间。 　　 　　二、明确基本养老保险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 　　 　　在总结养老保险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需要明确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 　　第一，基本养老保险应取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从国际范围来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已由社会救济型、社会保险型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型，建立完善的基本养老保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我国，社会保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劳动法》规定了“国家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设立社会保障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