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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民间新型合作关系路径探析 　　摘要目前我国农民间关系非常松散，不利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组织、正确运用重复合作博弈和正视农村宗族力量等方法，将会有效增强农民间的新型合作关系。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重复合作博弈；农村宗族力量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也削弱了集体时期凝聚村民的乡村组织的权威和作用，村民对乡村组织的依赖和服从大大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家庭颇有点离群孤立。农民不仅在市场上成为弱势群体，而且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财政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内部又缺乏有效合作，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从而制约了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农民间关系现状及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影响 　　 　　曹锦清先生于1998年在河南调查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农民在合作的可能上越来越小，合作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能将那些不愿合作的村民边缘化，有些不愿合作的村民成功搭上“便车”，就会对其他愿意合作的村民以打击，集体行动最终不能达成，农村公共产品也就不可能提供。非常糟糕的是，贺雪峰教授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到农村调查的见闻，处处印证了曹先生的推论。贺教授曾在2002年、2003年到安徽、江苏和湖北的农村进行调查，“‘一事一议’能够不依靠行政强制而进行下去的村庄实在是极少数，‘谁受益，谁投资’的政策在当前农村更是降低了农民的合作可能性”。因为“谁受益，谁投资”的核心是让农民依托市场或协作来解决生产生活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问题是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农民无法通过市场来获得这种公共产品，而协作的前提是农民具有合作的能力。但由于受益不可能绝对均等等原因，农民间很难合作；再加上许多地方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及权力滥用等原因，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一个不良循环：农民缺乏合作能力。因此，不能内生提供公共产品；乡村凭借行政干预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乡村凭借行政强力为个人谋取私利、不允许乡村插手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由农民自己合作来解决???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不能合作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乡村不能不插手公共产品的供给。贺教授在调查时深有感叹：到农村走一走，到处是淤塞的堰塘、被毁的渠坝，只需要农民投入有限的劳动力即可以建设好。但农民组织不起来，也就分享不了可以建设好的水利设施的好处。 　　 　　2增强农民合作能力的思路与分析 　　 　　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秩序，没有一种秩序，人们就不可能信任他人，也无法对其行为产生预期；而要维护这种行为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即是制度，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合作的秩序，使个人乃至社会能在既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最大化。增强农民合作能力的路径就在于建立一种有效的规则或制度。 　　2.1农民合作组织 　　由于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成功，推进了农民合作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对单个农户各自独立面对市场时交易行为的替代，使外部性内在化，节约了费用。同时它作为一个集体投资主体，比较有利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避免某些“搭便车”的环节。 　　诚然，农民合作组织作用很大，但关键还在于它的创建和维持。因为与其他的经济组织相比，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合作成本相当高。这里所谓的内部合作成本，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目标函数的农户之间，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组织成本，包括事前的信息联络、签订契约和制定规章等各项工作中所花费的组织成本，合作组织的建立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具有合作企业家素质的发起人，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群众文化层次偏低，年龄结构偏大，思想相对保守，因此，把“善分不善合”的农户组织成一个有凝聚力和有效率的合作组织是相当困难的，需要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另一部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要保持正常运转，维持良好的合作效率所需要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团体成员之间互通信息的费用、团体结构日常工作费用、监督团体成员违约并对之实施约束的费用等。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排他性特性不明显，而且收费困难，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要有效地对团体内部成员进行监督约束，或者是有效收费，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对于单个农户而言，出头创建农民合作组织并不符合个人理性。因为对个人来说，“外部利润”的分配是分散的、有限的，而且别人将得以“搭便车”。所以，建立农民合作组织的可能性不会自发的转变为现实性。“没有合作企业家就不会有合作社”（普鲁克，1992），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是农民合作组织产生的必要条件。在合作组织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中，具有合作思想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必不可少，他们意识到合作组织的优越性并身体力行，将利益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