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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你能犯下的错 作者：崔宜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教授） 《道德情操论》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 亚当斯密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国人通常称之为《国富论》而享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的美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伦理学教授的亚当斯密却常常被人们遗忘。 我们看到，在西方人写的书中，凡是关于经济学史的，斯密总是高居在经济学巨匠的地位上，在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的历史研究中，斯密也享有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美誉，但是在伦理学史的著作中，斯密却很少被提及。 《道德情操论》的意义不亚于《国富论》，是因为离开了《道德情操论》就无法真正理解《国富论》，反之亦然。如果说《国富论》主要讲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那么，《道德情操论》主要讲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保障要求问题。具体点说，《国富论》讲的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其机制条件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尽可能地避免因政府权力的干涉所导致的扭曲；《道德情操论》讲的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富强和以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的生活幸福，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基本保障要求是道德，是生活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人们需要普遍地具有一种被他称之为“合宜感”的美德。 然而，相应于《国富论》是没有人能够绕过去的思想丰碑，——只要人们希望发展社会经济，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按照斯密讲述的基本原理去办事，《道德情操论》却被人们当做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就在《国富论》出版两年后的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的专员，据说这是当时的英国内阁首相诺思勋爵对斯密的回报，因为首相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找到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好办法。一位法学家在斯密去世后写道：斯密“本人对自己的著作所作的评价就不公正，总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 分歧的实质可能出在对“公正”的理解上。在斯密看来，如果抛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讨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就丧失了意义，如果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促进以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的生活幸福，就背离了公正这一社会基本价值。 对私利的追求必须在道德上受到有效约束 就《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的价值问题而言，是斯密对自己不公正，还是后人对斯密不公正？让我们从人们所熟知的“看不见的手”说起。 斯密发现了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能够最为有效地调节资源的配置，他在《国富论》中说：在市场中，“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也就是说，市场有着某种超越性的力量，尽管人们“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也说：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是伟大的发现，透彻和清晰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是，这却导致了一个对斯密非常不公正的误读或者曲解，也就是由此推论出斯密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个人私利的追求不仅在客观上实现了社会公益的增长，而且唯有对私利的追求才能促进社会公益的增长。人们倾向于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句话解读成，如果他的本意不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包含着对社会公益的某种考量，那么就反而不利于社会公益的增长。表现在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误读就发展成“经济人假说”，并声称始作俑者就是斯密。 那么就来看看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是怎么说的吧：“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这是说，一个人可以追求私利，但是绝对的约束条件是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哪怕是能够得到一座金山也不能损害他人一个铜板。所以，对私利的追求决非无条件的是“好”的，它必须在道德上受到有效约束，而且这一有效性只能由制度来保障。 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斯密思想的正确性，这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告诉人们，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的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 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