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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研究在壮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壮学是研究壮族与壮族社会的科学，这就决定壮学必须是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壮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团结，为建设新时期的两个文明服务。壮学一开始就与考古学不可分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说，民族考古就是壮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下面，笔者就按广西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现状，来分析回顾考古学研究在壮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壮族史前史研究的基础。 　　（ 一） 旧石器时代考古。 　　壮族是岭南土着民族，族源错综复杂，最终才形成现代庞大的族群。如何追根溯源，光大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文献记载缺失，其重任就落在考古学身上。早在 1935 年，着名学者裴文中等人，就曾到广西武鸣、桂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他们在一些洞穴遗址发掘到打制石器、沟槽石拍、动物化石等古人类文化遗存。[1] 　　这就意味，广西土着先民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些洞穴文化遗存包括有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阶段的遗物，尤其是其中的磨制沟槽石拍，它就是壮族先民---古代越族和南岛语族最常用的加工树皮布的石拍。迄今为止，广西旧石器考古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百色旧石器的发现就不断引起学界的关注，但研究断代众说纷纭。[2]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外专家采用裂变径迹法和氩/氩法，先后测定与石器共存的玻璃陨石，才最终确认百色旧石器的年代上限在距今 70 万年 ~80. 3 万年。这就把广西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上溯到 80 多万年前的早中更新世。百色旧石器研究的进展意义重大，美国 《科学》杂志两次刊载其研究成果，因为它动摇了 “莫维士线”的理论。莫维士是美国着名考古学家。莫氏理论认为，以技术传统划分，西方是 “手斧文化圈”,东方是 “砍砸器文化圈”.事实上，百色旧石器中就存在 “手斧”.可见早期古人类灵巧的手斧，并非西方独有。 　　此外，以百色旧石器比较广西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表明在制作工艺的文化源流上，它们之间都表现为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3]15这样，我们追溯广西土着居民---壮侗各民族的史前史就有了科学的依据。 　　2. 柳江人化石的发现。柳江人化石发现于广西柳江县的通天岩洞穴，是一个约 40 岁的男性个体，经人类学家鉴定，为晚期智人化石，属于正在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类型，年代为距今 3 万年左右，与其体质最接近的有日本冲绳县港川人、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人、桂林甑皮岩人，表明柳江人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祖先。现今学者一般认为，岭南的壮侗语族先民，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其体质特征表现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即处于典型蒙古人种与热带黑人种之间的过渡形态。他们与后世的壮侗语族在体质上也有着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古人类，还散见于云南和越南北部等地，我们认为具有这一种族特征的古人类，就是两广地区最早的土着居民。 　　3. 其他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目前，广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地点，已经达到 50 多处。例如，1956 年，考古学家在距离柳江人化石地点约 2 - 3 公里处的柳州白莲洞，还发现了距今 3. 7 万年至 7 千年的石器时代遗址。经多次发掘，该遗址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大量的动物化石、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结合柳江人化石的发现，表明壮族先民已经在此持续生息繁衍了数万年之久，该发现可说是重现了大段的壮族史前史，也揭示了广西旧石器晚期文化如何过渡演变成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重要历程。 　　（ 二） 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中国建立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 （ 约 10000 ~ 4000 年前） 的发现遍布广西各地。重要的遗址有桂林甑皮岩、桂林大岩、资源晓锦、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隆安大龙潭、邕宁顶狮山、百色革新桥，以及钦、防地区诸滨海遗址。这些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打制和磨制石器、骨器、陶器等，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骸，可以为旧石器时代、历史时代和现代壮侗语族之间的人类体质比较提供中介的形态，能够证明他们的体质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这些新石器文化遗存也能够较充分地展现远古壮族先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情景。 　　例如，桂林甑皮岩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可反映广谱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的生产方式。钦州等地滨海贝丘遗址出土有蚝蛎啄石器和大量的鱼骨、贝壳庖厨垃圾，其生活方式在后世的壮族先民中仍然存在。如 《隋书·南蛮传》载： “南蛮杂类……曰蜑、曰俍、曰俚、曰僚……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岭外代答》卷三 “蜑蛮”载： “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 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 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