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特别的人不走寻常路.docVIP

闻一多：特别的人不走寻常路 王开林 中国古人有一个相对理想的“三部曲”：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他们到人世间这样“游”过一趟，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遗憾了。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杨杏佛在上海中国公学演讲，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演变归纳为“三士论”：年轻时，心忧天下，是志士；壮年时，有了声誉地位，是名士；到了晚年，吃斋念佛，是居士。表面看去，他们为国家为社会倾其所有，奉献了毕生精力和全部才华，其实百念俱废，一事无成。“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这副联语不仅变成了某些大人物的遮羞布，而且变成了他们的免战牌，将它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门口，众人就得朝它焚香叩头，赞叹之不足则歆羡之，歆羡之不足则膜拜之。要知道，在龙钟古国里，集志士、名士、居士于一身的皤然老叟必定被尊崇为“国宝”和“人瑞”。 杨杏佛的“三士论”切中肯綮，那些大腕巨擘的自尊心很可能被他一语击伤。然而凡事总有例外，杨杏佛所循的路径（“志士—名士—斗士—烈士”）与闻一多所循的路径（“诗人—名士—斗士—烈士”）相差不大，两人殊途同归，由于反暴政，争人权，惨遭恶势力的戕杀。他们不肯吃斋念佛做居士，偏要做赴汤蹈火不回头的斗士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烈士，究竟是脑袋不够灵光，性格过于暴躁，还是念歪了经，吃错了药，误入了歧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自然就不会有唾手可得的答案。 儒家文化讲求中庸，倡导克己复礼，对铤而走险的拼命哲学和“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革命哲学敬而远之，尽管至圣孔丘、亚圣孟轲偶尔也会引吭亮嗓，唱一唱“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高调，但日常流行的调式总是不温不火不亢不卑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哪一句算得上豪气干云？说白了，儒家子弟恒久地抱定一个宗旨：倘若能够与贵显者合作，就尽可能谋求合作，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也无妨；真要是贵显者过于邪恶，惹不起总还躲得起，躲猫猫谁不会？拍屁股闪人谁不会？这就不奇怪了，在中国，自古以来，由大儒转变成犬儒的例子很多，由大儒转变成烈士的例子却少之又少。 一个人成为烈士，其先决条件究竟是什么？不外乎“性格决定论”、“时势决定论”、“主义决定论”、“利益决定论”，由这四者发酵，产出高度数的“白酒”。任何比喻都难免蹩脚，但“白酒”的寓意八九不离十，“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们何故没能回家？只有一个原因：这些“醉汉”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被追封为烈士是他们死后仅得的哀荣。 烈士是否也应该像拳击选手那样细分量级？为民族利益牺牲的人是重量级烈士，为党派利益牺牲的人是中量级烈士，为个体或小集体利益牺牲的人是轻量级烈士。这样划分可能会让烈士遗属深感不适和不惬，那就姑且作罢。我曾听到一位高人发表见解，他对“烈士”的评估和考量迥异于俗见常规。在他看来，三种人最可能成为烈士：“第一种是愣头青，连深浅都没摸清楚，一个猛子就将脑袋扎爆在水底的石头上，这种人最多；第二种是愤青，连状况都没弄明白，一怒之下就赤裸着身子冲进虎穴狼窝，这种人次多；第三种是确确实实拿定了主意的猛士和认定了主义的志士，以身殉道而甘死如饴，这种人较少。盛产烈士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大白天打灯笼也找不见烈士踪影的时代则是堕落的时代。”他的话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冷静研判，自由裁量。也许有人会想，在三种烈士之后兴许还可以添加第四种“烈士”，他们被某个集团忽悠上船，经过彻底洗脑之后，从此变成视死如归的铁血战士，比如“黑寡妇人肉炸弹”，就是恐怖组织掌控自如的必杀利器。由于他们反人类反人性反人道，这样的“烈士”被打入另册，应该不算冤屈了他们。 特别的人不走寻常路。闻一多是不是特别的人？他走过的人生路是否寻常？他应该属于以上哪种烈士？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交出令人信服的答卷，我们的研寻难说轻松。 一、从学子到诗人 1912年，闻一多（1899—1946）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校时他的姓名为闻多，由同学恶作剧，用谐音的英文词widow（寡妇）给他乱起绰号，他感觉很不舒服。那时，闻一多的“革命主张”是废姓，朋友间只呼其名，潘光旦便建议他改名为一多，又简单又好听，意味也不差。他从善如流，立刻笑领了。 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学校，所用课本，所用教制，均属原样移植。在清华，这群少年学子成长为青年，学到的不只是英文，还有美国议会民主的精髓。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班底由庚款留美学生构成，这绝非偶然。民国期间，被暗杀的三位公共知识分子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均出身于清华，可见那种熏陶是沦骨浃髓的。 清华学制八年，闻一多却读了十年，先是英文程度不够留级一年，末了是闹学潮留级一年。闻一多的同班同学罗隆基热衷于政治，曾标榜自己“清华九年，三赶校长”，殊不知，闻一多有过之而无不及。闹学潮的学生通常爱出风头，何况闻一多初入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