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魔惑公共行政知识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docVIP

现代性的魔惑：公共行政知识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背景 盖·B·亚当斯 “一个进步的世纪” 1993年芝加哥世交会标题 “科学探索，科技执行，人类遵从” 1993年芝加哥世交会的题词 过去的十年中，有很多关于美国公共行政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发展的文章（Box，1992；Hummel，1991；McCurdy Cleary，1984；Perry Kraemer，1986；Ventriss，1987；White，1986a）。这些分析虽然非常有益，但没有哪个自觉运用历史途径来研究该领域知识和理论发展的问题。本文试图将这一探讨置于其历史背景中进行。 历史背景最重要的层面就是美国公共行政得以实践、研究和传授的整体文化。今天，这种整体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代性（Turner，1990；Bauman，1989；Bernstein，1985；Rabinbach，1990）。现代性是长达数个世纪的现代化过程的巅峰。现代性的知识源泉可以追溯至16世纪和17世纪，但用来描绘我们自己文化特点的现代性在20世纪才融入。现代性描述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世界，“世俗化，对工具理性的普遍呼唤，现世生活各个领域的分化，经济、政治和军事实践的官僚化，以及价值的日益货币化”逐渐成为其显著特征（Turner，1990，p.6）。 我们的现代性文化以技术理性为主要内容（Barrett，1979）。技术理性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强调科学分析的思路和对科技进步的信念。在美国，技术理性的基石是在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前不久及期间奠定的（1896—1920）。在此期间，两股不同的思潮交汇，向社会和政治世界释放出大量的思想和实践（Wiebe，1967，pp.145-163）。这两股思潮中一支是从西方文化认识论的历史中衍生出来的，即17世纪启蒙运动思想的遗产——科学分析的思路。另一支是19世纪大变革（Great Transformation）的产物，包括技术进步。由于工业化取得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技术发展，技术进步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 在本文中，我将考查公共行政领域的历史学术成就。将技术理性的发展与专业主义、对科学与效率的强调紧密联系起来。我认为，技术理性的信仰系统导致社会科学以及公共行政中持久的非时间性。接着讨论非时间性对公共行政知识和理论发展意味着什么。虽然已有相当数量的历史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仍继续附和技术理性的主题，一再呼吁专业主义和更为“严谨”、更为“科学”的研究。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问题与整体文化相关，包括政治维度和认识论维度两种。在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一种技术理性的背景下，本文讨论了公共行政中知识和理论发展的前景，并提出历史分析如何能够给公共行政领域提供新的批判视角。 公共行政的历史学术成就 对公共行政历史根基的关注在20世纪的后半段时起时落。德怀特·沃尔多的《行政国家》（Dwight Waldo，1948）显然是讨论美国公共行政的广阔文化背景的开创性著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查阅公共行政历史的人们很少能发现其他历史性论著，除了里奥纳多·怀特关于公共行政机构发展的四卷大作（Leonard White，1948，1951，1954，1958），以及与怀特的最后一卷大作同年出版的保尔·凡·瑞普尔的《美国文官历史》 （Paul Van Riper，1958）。20世纪60年代弗雷德里克·默希尔的《民主和公共服务》（Frederick Mosher，1968）出版，在该年代问世的还有两项关于文官的历史研究（Aronson，1964；Hoogenboom，1961）。20世纪70年代的主要著作是大卫·罗森布洛姆的《联邦服务与宪法》（David Rosenbloom，1971）及刊登于《公共行政评论》两百周年纪念刊上的两篇论文，一篇来自林恩顿·考德威尔（1976）（1976）1982）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然而在公共行政文献中却饱受非议。20世纪80年代后期，拉尔夫·钱德勒的《美利坚行政国的百年历史》（Ralph Chandler，1987）是重要的代表作品。 对公共行政历史发展更为近期的一些研究关注的是建国时期，这也是理解当代公共行政的关键时期之一。约翰·罗尔（John Rohr，1985，1986）关于公共行政宪法基础的著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些学者则研究亚历山大·哈密尔顿的著作，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建国者中就数他尤其关注与公共行政相关的事务，而且还影响了公共行政后来的发展（Caldwell，1990；Green，1990）。 民主和行政之间的紧张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公共部门的走向，这既是由于它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出现，也由于其意义还随着时间而改变，小劳伦斯·欧’托勒近期的一篇文章（Laurence O’Toole，Jr.，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