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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近代以来的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引 言 社会福利研究的三个主要论题 社会福利模式的类型划分 社会福利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福利改革路径或发展趋势探讨 社会福利理论的三大类型 经济视野下的福利理论:“经济决定论”和“福利制度趋同论” 政治视野下的福利理论:社会民主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多元主义理论和国家中心论 文化视野下的福利理论: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论 正如威廉姆森、帕姆佩尔(2001:360)对德、英等七个国家养老保险模式比较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上述任何一种社会福利模式理论的重要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但上述任何一种理论只能用于解释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异同的一个方面,而不能解释社会福利发展模式的全部。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适应”(Veblen,1961[1898]:56-81)的产物,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根植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 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本研究的启示是: 在考察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影响因素,还要考虑政治、文化影响因素; 不仅要考虑正式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还要考虑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福利及正式制度的影响; 不仅要考虑当前的背景,还要考虑历史的背景; 不仅要考察制度设计层面的社会福利模式,还要考察制度运行层面的社会福利模式。 总而言之,综合的视角更有助于全面理解一国或一个地区社会福利发展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以近代以来香港老年社会福利转型为个案,揭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是如何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 (一)香港早期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的形成 1.基于自由主义福利观的福利施政方针 2.残缺性或剩余型(residual)的福利模式 3.残缺型福利模式的特点 (1)在主体构成方面,政府极少干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责任主要由民间非政府机构承担,家庭与社会互助成为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2)在对象构成方面,有限的社会救助仅能惠及极少数极贫极弱的弱势群体的最低生存需要。 (3)在内容构成方面,社会福利仅仅停留在社会救济层面,也没有系统的福利服务,更没有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普遍建立的社会保险项目。 (4)在筹资渠道方面,福利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慈善团体的社会筹募,政府极少提供经费支持。 (5)在其福利水平方面,有限的社会福利仅能暂时缓解极少数极贫极弱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仅能暂时满足其最低生存需要。 (二)香港早期老年社会福利模式的社会基础 1.20世纪60年代以前香港福利模式的形成与香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及香港的殖民统治性质密切相关。 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决定了政府无力(低税制导致无丰厚财政收入)也无心(推崇自由竞争、个人奋斗)介入社会福利领域; 殖民统治性质则决定了港英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有效管治社会,而不是提高市民福祉(周永新,1995:8)。 2. 20世纪60年代以前香港福利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得以维持,又与当时香港的人口结构、经济背景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从人口结构来看,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的香港市民对政府的福利期望较低,自力更生和亲友互助也就成为其抵御生活风险的主要途径。 从经济背景来看,二战前的高经济增长率、高就业率和低贫富分化弱化了市民的福利需求 从文化背景来看,“自尊、自强、自立”、“守望相助”的东方文化与“爱人如己”、“自由主义”的西方文化促进了家庭自助与社会互助 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香港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 (一)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背景 1.在国际政治环境方面,二战后,为重新“赢取香港华人的拥戴”,港英政府不得不改进福利(卢受采、卢冬青,2004:74,131), 2.在人口结构方面,人口剧增、就业压力增大提升了市民的福利需求 3.在阶层结构方面,阶层分化加剧促使政府通过发展福利事业来稳定社会 4.在经济基础方面,雄厚的财政实力为政府参与和发展福利提供了经济后盾 5.九龙半岛石硖尾木屋火灾事件是政府介入福利领域的导火索 (二)老年社会福利模式转型的表征 1.福利主体的多元化——两种形式的三方合作主义 (1)作为权力分享和责任分担机制的合作主义:政府-劳工-雇主组织 (2)作为福利服务实施机制的合作主义:政府-商界-第三部门 福利主体的多元化与香港经济社会政策由“不干预”向“积极的不干预”转型密切相关,转型意味着: 政府会介入某些市场可能失灵的领域,从而由老年社会福利的消极责任主体转变为积极责任主体 以“不干预”为核心的“顺水推舟”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香港老年社会福利领域第三部门的成长 2.由“补救型”向“普救型”转型 一直到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都没有在香港建立起一套制度性老年社会福利系统 ,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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