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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思考 　　[摘要] 县域经济是我国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城乡统筹发展。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市管县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通过对全国百强县发展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通过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县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城乡统筹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 县域 市管县 省直管县 体制改革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是功能较为完整的综合性经济体系。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广阔，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县级经济对国家政治的稳定、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小康的进程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市管县体制的由来与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地改市、市管县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延续而来，强调中心城市对省级行政代理的产物。市管县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落实。另外，由于当时农村以农业为主，交通和通讯不发达、行政辐射的面积有限，需要中心城市对县、乡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和管理。从历史观点和中国国情分析，市管县体制有其有利一面，特别表现在某些市管县政府与市场力量等合力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解决了一地两府的矛盾。但对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格局的转变、城乡资源的整合和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严格地说，市管县的地级市政府是城市政府，它凭借政治资源优势弱化了县（市）政府公共权力，并沿用传统的城市剥夺农村的方式维持农村依附城市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体制还人为地强化了中心城市对县（市）域经济的行政干预和人财物资源的索取，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合理的竞争态势，使市县（市）关系紧张，与开放的市场经济背道而驰。同时，这种体制不仅增加了行政层次，拉长了行政距离，助长了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等不良作风，更为严重的是广大农民的民生之事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长期以来，多数市管县的城市政府把经济建设强调到惟一的程度，把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作为硬指标硬任务，并作为官员、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一般而言，城市的经济增长决定某一区域的经济增长。城市与农村相比，农村除了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用来创造收入的资本，而城市相对集聚了一切资源优势，增加投入且能在短期内形成国民收入，进而直接影响官员政绩。因此，市管县城市政府一般有很强烈的重城市、轻农村，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发展的偏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官员任期制和干部年轻化的年龄约束，助长了政绩短期行为，更进一步强化了市管县体制下的城乡分治倾向。在这种政绩行为诱导下，市管县的城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有很大的难度。 　　二、省直管县的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 　　从全国百强县发展来看，这些百强县的发展有着内外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我们发展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百强县发展的经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突破传统市管县体制 　　2002年浙江入选中国百强县有26个，列全国之首，比第二位的江苏多9个。浙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与浙江“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有关。从1994年以来，浙江实行省直管地同时直管县的模式，即“市县分治”，市只管区。地区一级财政只对省财政有结算关系，而且其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而与行政辖区内的县(市)没有对应的财政结算关系。预算内的财政结算，县(市)财政与省财政直接结算，对地级市没有上缴任务。少了地级市这一中间层级，避免了“市刮县”的现象，调动了县级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浙江给县(市)扩权。浙江省在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按照“能放都放”的原则，除人事权外，把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权都下放给县。权限下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经济权限按行政层次划分的束缚，有利于政策、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有利于优化投资软环境，促进了政府转变职能。2002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举打破以往上级向下级“放权”采取的逐级让权的传统做法，省级政府行政部门绕开市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