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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入梦父辈一代生活 　　编者按： 　　张大春很会讲故事，用他的小说、散文、广播，甚至是古体诗和育子心得。“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名词，单一的字或者是单一的语句。我相信这个文化是从一个小点，一个小的故事发展出来一个伞状的东西，弥漫在每一个缝隙里面。”他说。 　　借着《城邦暴力团》的出版，这位台湾作家在大陆作了多场演讲和座谈。本篇整理自暨南大学的一场。本刊有删节。 　　张大春近期还参与了电影《一代宗师》的创作，并即将推出模仿张爱玲故事的小说《爱玲宴》。 　　我1957年生在台湾，是外省人第二代。和我前后十年出生、在台北长大的人，多多少少都还能够在生命中的某一个时间段里，较多且较丰富地想象自己的国土。 　　(以前)台北的街道，看起来跟中国地图是完全吻合的。原来只是几条阡陌纵横的街道，后来慢慢拓宽拉长了，台北市区也变大了，有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路。我们知道中国东北有松山，这个松山在台北命名之后延伸出松寿路、松勇路、松高路等等，看起来已经脱离了原先对于大中国地图的联想。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初中二年级有一天，当时还没放学，是下午5点钟左右。我非常巧合地走到学校门口的侧面。我就听到有人喊我“春”。我回头，隔着水泥墙的镂空有一个大汉，183公分的男人，正是我的爸爸。他说：“怎么了，下课了?”我说：“没有，还有一堂正式的。”他说：“下课了。”我说：“什么意思?”他来找我了，而且他鼓励我翘课。我说：“还有课不能走。”他说：“赶紧走!”我当时被怂恿，翻墙就出去了。爸爸一面骑车一面说，“试试我的新拍子。”那天我没有上课，到了爱国西路旁边的总统府，那是我父亲上班的地方，他也翘班了。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在路上跟我聊起关于台北街道的问题，而且也讲起关于他在真实的中国大陆各个地方的经历，比如山东、珠海、南京，然后又绕回青岛。我始终记得我扶着他的腰，一路上听他描述他所到过的中国的省份，有一些很片断式的形容，我已经不太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整记下来了。那天的感受好像我们真的在那个下午，目的就是翘课、翘班去打球。但是对我来讲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怎么样建构一个原先不可能想象出来的国土的概念。 　　 　　民国 　　我相信这些事情背后一定有更汹涌的情感在鼓动着我，我想特别说一下父亲这个人。他1921年出生，比我妈妈还要小两岁。他小的时候在私塾里面念了几年书，也在师范学校读了几年，抗战期间担任过土地测量的工作。我始终记得他跟我说他因为崇拜李逵(《水浒传》里面的李逵)，后来改名为张逵。他有一个朋友腾文泽，最欣赏崇拜的角色是《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鲁的原名是鲁达，所以他改名腾达。 　　这两个老先生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才20来岁，在那样的环境里，两个人必须随时在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去做大量的体力劳动，包括扛着仪器做一些要求非常准确的测量。他说那个工作看起来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做的事，其实是劳工的工作。他形容当时的太阳，如果在太阳下面不动的话很可能一块皮就焦了，用烤乳猪来形容。他跟腾达两个人做了一个木桶，每隔几分钟就跳进水桶里面，然后再出来继续工作。后来他跟我解释这个事，他说如果要形容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跳进水里的一刹那，哪怕水被太阳晒热了，但是那一刹那胜过任何美味或者其他人生的快乐。他用那个形容告诉我一件事情：原来很多我们以为我们要获得的快乐，比如说被喜爱的快乐，吃一顿好吃的的快乐，或者是谈一场恋爱的快乐，这些看起来的快乐都不比在太阳下晒了两个小时跳进水里那一秒钟更快乐、更长久。 　　你说一个父亲在儿子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要求陪他打球，只是打了20分钟的球，耗了那么多体力，我要冒着被记大过的风险，而他，我想他根本不会在意是否会被记过。整个过程如梦似幻，但是它带给我的，是要重新去定位我们人生中的那些快乐，有多少是值得的，有多少是太过度的。从这个本质上我就要回头说说我父辈他们的背景。 　　我母亲曾经襄过小脚，没有念过书，可是等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和我讨论报纸上的新闻了。我买了一个吉他，她给吉他做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套子，她不知道那是吉他，总说“把你的琵琶拿来”!这样的人物，我常常回想他们小时候是怎么成长的，他们受的是什么教育。当我开始去想象他们所生长的时代，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我踏在脚下有30多个省份的大土地、13亿人口的国家，它在建立起那个叫民国的国度的时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在台湾所受的教育，包括刚才提到的和高中、大学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大概如诗人郑愁予在他的诗《衣钵》里形容的那样，“教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民国’两个字：立时一堂学子便快意地哭了。” 　　这两句看起来是写实也具有情感召唤力的句子，似乎也浓缩出了我们小时候民国是多么受到欢迎，多么受到期待，是多么充满光辉的时代。2007年，陈丹青到台北去参加一个活动，他一直不停地讲民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