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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困境和出路 　　［摘要］我国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制度根源在于环境保护机制的缺陷，行政机关一支独大造成监管效率的地下。因此，完善环境诉讼机制，是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的环境诉讼机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法院在当事人适格问题上对法律从严解释，将众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拒之门外；二是环境污染的复杂性、跨区域性等特点决定了环境诉讼需要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审理才可以适应其特殊性。因此，本文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和环保法庭机制的完善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环境诉讼当事人适格环保法庭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致害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多，其破坏性日益严重。一些地区因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不断发生环境纠纷和群体冲突，甚至影响安定团结，危及社会稳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我国环境纠纷一直稳定在每年10万件左右，1999年猛增到25万多件，2000年超过了30万件。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的统计，2005年，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就达到了60余万件。 　　一、我国环境保护机制的主要缺陷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从制度方面考量，其根源主要在于单轨制的管理体系。在我国的环保领域，环境行政管理长期以来一枝独大，国家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这种缺乏民众参与的行政管理单轨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政府公共执法的不足逐步显现，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现象。 　　在实践中，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就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而言，诉讼作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然而，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所占比例却微不足道。与我国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相比，环境诉讼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 　　二、环境诉讼的缺失及其原因分析 　　与我国现有的其他各类诉讼案件相比较，环境诉讼受到民众和学者更多的关注，原因在于环境污染涉及到的往往不是某个个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群体的公共利益。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环境诉讼因其特殊性，却成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环境诉讼的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两点： 　　1.受害主体的不确定性 　　由于环境污染或破坏属于社会公害，危害范围较广，受害者往往是多数人。加之因环境破坏而在特定受害者人身或者财产上的表现不完全一样，或者说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损害表征复杂化，受害人的范围就更加难以确定。此外，如果某环境污染并未造成任何私人人身或者财产权益受到损害，而仅造成公共环境的破坏，这种情况下，环境纠纷的受害人更加不确定，是全体公民还是某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人士？是当代人民还是子孙后代？这些问题都还处于理论探讨之中。 　　2.审理的专业性 　　环境污染具有间接性、继续性、反复性、广阔性和积累性等特点，其侵害过程往往是经过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的共同作用，有的是经过长时间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发生损害的，因此，环境侵权行为构成在因果关系上的证明极为困难，动辄牵涉医学、生物学等高科技知识的综合运用，且经常超越现有科技知识的极限，使得在环境纠纷的认定以及责任的承担方面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些特点使环境诉讼在鉴定、举证责任分配、时效、管辖、损害赔偿计算等方面与其他案件存在很大的不同。 　　三、环境诉讼制度的完善 　　1.当事人适格的扩张 　　对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我国采用的是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即社会公众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利益主张权利，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才具备起诉的资格。这种原则在我国立法中有明确的体现。“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适格主体的严格限制，是基于解决传统的民事合同、侵权等争议的诉讼机制自维系统本身的要求，其诉讼的原告必然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说，这种诉讼法律制度中对主体资格的界定和安排与私有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本制度是同构的，各类资源的所有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抗争，反映了自然资源及环境所有者对所属物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尽管存在积极的意义，但“直接利害关系原则”与环境保护的要求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具有地域性、团体性、扩散性的环境利益等，大都超出了传统诉讼保护的个人人格权和个人得自由处分的财产权的范畴，且除了请求损害赔偿外，最为关键的救济方式乃是防止即将发生的侵害和除去正在发生的继续性、反复性侵害，从而实现“防患于未然”和最大限度地减轻损害。因此，传统诉讼法理论和立法，往往无法充分适应涉及当事人的扩散利益、集团利益的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等“现代型诉讼”的需要。 　　近几年，包括个人、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会团体等各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