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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民一体”筑起我们新长城 　　中国经济的三国格局 　　 　　没有资本的血液，就无法激活中国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欢迎外资、引进外资，正是因为我们缺少资本，因此当时积极引进外资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 　　在“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以学习苏联为主，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依靠计划、协作，通过国家行政指导，然后进行生产要素的组合。在这样一个体制中，资本并不自由流动，也就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企业在市场运作时就需要大量资本，这样一来，当时积极引进外资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的经济起到了激活的作用。 　　但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市场中三种资本力量共存――国家资本、民营资本、外资。国有资本通过积累、通过垄断、通过国家财政注入成为了现在的国家资本；民间资本通过改革开放从无到有，一点点滚动，在市场上竞争，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的积累壮大起来；外国资本海外空降，有技术、有人才、有充裕的现金流；中国市场中，“三国”格局形成。 　　从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完全是国有资本到现在的“三足鼎立”，面对经济新格局，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战略应该进行调整。 　　 　　筑起新时期的长城 　　 　　在这种新格局中，三种资本所占地位和特点各不相同。国家资本在重化工业、装备制造、资源等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外国资本更多地集中在商贸、物流，以及新开放的金融领域；相形之下，民间资本发展到现在虽然大但是并不强。 　　欧美资本以金融资本为主力，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在金融服务业占有绝对优势，如投行、四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等方面。此外日韩的产业资本在中国的产业高端领域，如高铁、核电、环境工程、新能源等领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客观上阻挡了中国的产业升级。而与跨国公司外国资本相比，我们的国家资本在全球扩张的核心竞争力、管理水平和经验上还有所欠缺，尚不具备领先优势。 　　在外国资本在中国国内占据着非常大的优势的前提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上争论不休，事??上是给“入侵”的外国资本制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我们被这些问题转移了视线，却忽视了对外资的布防，岂不危矣!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现在也面临着新时期的“抗战”形势，国家利益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环球财经》2010年以“中国模式30之国进民进”为主题的年会中就曾指出，“国进民退”是个伪命题，面对强大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布局，我们应形成“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进行合作，实现“国进民进”，共同抵御第三方(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国民收入水平，提升国民的财富；才能够提升我们的产业水平，进行产业升级。否则，如若听从个别专家学者的鼓吹，大搞私有化，我们将面临着沦为经济殖民地的可能性，或者说我们有可能被“拉美化”，最终经济发展停滞，国民收入不升反降，资源被外国拿走，市场被人拿走，技术没有培育起来，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种种社会问题产生……拉美和剧变后的苏东都是前车之鉴。 　　 　　“国有”不是“官有” 　　 　　为什么要提出“国有”不是“官有”呢? 　　现在很多自由派的言论，就是遵循西方价值观的言论，指责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占用大量资源云云。但是如果国有企业真正退出了中国经济的舞台，谁会填补这个空缺呢?是民营资本吗?不可能。无论从中国民营资本的凝聚力、管理水平、人才各个方面看，都没有形成那种足以抗衡外国资本的能力，所以一旦国有资本退出，民营资本也会很快被消灭或者被收编，变成外国资本的奴隶。 　　因此我们认为国有资本不能够退出中国的经济舞台，还要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但是有些国有企业的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也成为了自由派们攻击的把柄。其中，笔者认为，应着力于解决国有企业的用人制度(因为所有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改革人事制度，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不仅仅是政治体制内的“干部”，同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并将这样的人事安排及培养机制常规化，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有望成为新经济格局下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国有企业。 　　 　　“民有”不是“私有” 　　 　　关于私有企业的理解，通常我们认为，某个企业是由某家族或个人创建，即统一定性为私有企业。其实这里有很大的一个误区。 　　首先我们说私有企业只是从自然人的产权来定义的，我们从它的产权结构能看出来它的股份是由个人持有的，但是这些股东做小企业或者做到中等规模的时候可能还会以一种自然人股东的形式存在，但是企业做大之后，他靠自然人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和驾驭这样的企业，这时新的公司股东或法人股东就进入了。当企业有更多的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加入，形成新的股权结构时，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企业已非某一个私人所有，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