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地租变化对农地流转影响.docVIP

税费改革后地租变化对农地流转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对农地地租变化的分析认为,税费改革后,农民由于不需要继续缴纳各种地租,因而对农地更为珍惜,不愿意流转农地。同时,免税和补贴政策促使农地价格上升,也制约了农地流转。笔者认为,地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地流转。 　　关键词:地租;税费改革;农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F3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10-0026-03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这种流转不能是无偿的。否则与行政手段调整人与土地的关系就没有什么两样。地租是调节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杠杆,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成效。因为,只有在农民可接受的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才能有效进行。2006年税费改革全面铺开,千年皇粮国税全部免除,农民不用再缴纳地租,农民收益增加,进而不愿意继续转出土地。同时,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扬,也使想转入土地的农户或是无力转入土地,或是感觉到转入土地收益空间小而不想继续转入土地。 　　 　　一、税费改革前农村地租概述 　　 　　马克思认为,地租是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中所创造的剩余生产物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部分,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按其形成条件和原因的不同,地租可分为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等。实践已证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已经运用和越来越显示出其原理的实用性。实际上,土地承包中的承包费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地租。实行家庭经营以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把土地以承包的形式承包给农户,而农户必须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承包费。这一税一费是联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的纽带。有些省把承包费叫作“统筹提留”。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明文规定土地承包费不得高于人均纯收入的5%。这些政策的规定已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这与马克思思想原理没有冲突,只不过马克思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称之为地租,我国称之为土地承包费罢了。 　　税费改革前,农民交租,一种是隐性的,以价差形态和级差地租的税收形态出现;一???是显态的,以乡统筹、村提留和税收形态出现高昂地租使农民种地无利润可言,收入一直处于低水平。农民直接感受到的、怨声载道的则是显性地租形式中的乡村收费负担太重。农民无论收入如何,都须承担相当于上年收入总额的10%～35%的法定财产义务。[1]吉林省2000年农民承担全部税费为256574万元(其中农民承担工数按10元/个计算),每公顷平均负担63.11元,人均负担183.12元,[2]虽然吉林省税赋不重,但也占农民人均纯收入2022.50元的9.05%。[3]就这一时期的税费制度而言,既有明税,又有暗税。而暗税是软约束,随意性相当大,往往夹杂着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中央三令五申的要求、明令禁止对农民乱摊派、乱收费,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项收费被禁止了,就改头换面换作另外一项甚至是多项收费,农民总税费有增无减。主要表现在:乱收费名目繁多、乱摊派屡禁不止、部分地方强制农民以资代劳,挤占挪用统筹提留款现象仍然存在,有的乡镇站所胡花乱支事业性收费,少数地方统筹提留款的使用与管理不规范,农村税费减免政策不落实等等。 　　地租的量不是根据土地的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而是根据乡村的需要人为框算的,并且随着乡村机构的膨胀和农村事业发展的“攀比”,在本来就不科学、不合理的地租背后,还有“行政地租”、“权力地租”和“负担地租”。由于我国乡镇是一级完全的政府,机构、人员和经费难以控制,造成乡镇机构臃肿,这是地租高昂、农民负担重的重要原因。仅以乡干部人数为例,现在的人数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8~10倍。光这一项,农民的负担也相应地成倍增加。吉林省一乡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前,有公务人员27人(包含通讯员1人),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七站八所”的设立,乡镇公务人员急骤膨胀,到2004年竟达到了276人,增长了10倍多。在这些人中,有的是乡镇聘用的,用统筹来支付其工资,这无形中加大了老百姓的负担。按马克思地租理论,地租是由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那么,如果地租侵蚀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社会平均利润,那就危及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对租地农民残酷的掠夺和剥削。 　　 　　二、税费改革后农村地租的变化 　　 　　税费改革,不但改变了以乡统筹、村提留和税收形态出现高昂地租使农民种地无利润可言的状况,而且解决了农民的“多重交租”问题。农民种地不用交纳税费,使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或者是集体所获得的绝对地租没有了,无形地增加了种地农民的物质收入;较好地处理了级差地租的归属问题,有利于级差地租归农民所有。同时,农民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