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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来自中国时间序列经验证据 　　摘 要:在运用主要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在三变量的向量自回归(VAR)框架下考察了中国1978~2007年期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计量方法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存在着从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果关系,支持了Robinson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导致了金融发展的观点。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主成分分析法;VECM 　　中图分类号:F826?郾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2-0013-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已有的文献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1),以及后来的Mckinnon(1973)和Shaw(1973)和他们的追随着(Kapur,1976;Galbis,1977;Fry,1978,1980,1988;Mathieson,1980)。Mckinnon和Shaw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银行系统采取的限制(如最高利率限制、高准备金率要求和直接信贷计划)阻碍金融发展的进程,并最终减缓经济增长。 　　同样的结论也被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支持,在这些理论中由金融中介提供的服务(如收集、分析信息,风险共担、流动性)被明确的包括在模型中。这些模型显示金融发展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性(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Bencivenga和Smith,1991;Obstfeld,1994),同时也得出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介入对经济增长率有负影响的结论(King和Levine,1993)。 　　然而,另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Robinson(1952)和Kuznets(1955),却对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金融发展的重要性,或者过于强调或者认为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的发展。因此,从理论方面来看,学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在实证方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更难形成一致性的结论(Pagano,1993)。根据计量方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可分为跨国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Arestis和Demetriade,1997)。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与King和Levine(1993)运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分析法研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分析没有有力地说明跨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动态联系,而且在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中有显著性的金融发展系数的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在静态横截面数据分析框架中因果关系检验的不适当性和不可能性使学者们寻求更具有动态性的时间序列分析法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和方向性,即究竟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相反。 　　在时间序列分析方面,Jung(1986)、Denetriades和Hussein(1996)及Luintel和Khan(1999)提出了目前研究大都采用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和多变量的VAR模型中,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因果关系得到检验。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Luintel和Khan发现了在他们所研究的样本国家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Bell和Rousseau(2001)和Abu-Bader和Abu-Qarn(2007)分别沿用此方法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和埃及两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即使这种检验是通过基于VECM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体系下进行的,对于他们所研究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Christoponlous和Tsionas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显示:为了增强我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有必要采取一系列金融指标来进行单一国家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外学者们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加,相关文献大量出现,主要集中于省级数据(Liu和Li,2001;Aziz和Duenwald,2002;Boyreau-Debray,2003;Chen,2006;谈儒用,1999;周立和王子明,2002;张兵和胡俊伟,2003)和产业、企业层面(林毅夫,2003;Ayyagari等,2007;Dollar和Wei,2007;)的面板数据研究(见Guariglia和Poncet,2007)。虽然我们承认在微观层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