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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关键是促消费 　　刚刚过去的2009年,在极端困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依然保持了较快的GDP增长率,成为深陷金融危机泥潭的世界经济的少有亮色之一。不过,尽管中国经济在去年成功实现“V型”反弹,但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8.7%的GDP增长率中,来自最终消费的贡献是4.6%,而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是8%,净出口对GDP的拉动是-3.9%。如果和2000年以来的平均数据比较,我们很容易发现2009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撑。 　　正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基础的担忧,一段时期以来,中央高层在多种场合表态当前宏观经济决策的中心任务是结构调整。在此背景下,引发的担忧是,结构性调整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新的波动。 　　虽然在经济理论上,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都属于长期性命题,但在短期,中国现实经济确实存在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问题,尤其是对一些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大的地区,这方面的冲突可能会更为明显。但必须意识到保增长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就业、保社会稳定,这也是熨平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应有之意。而且,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干预程度的加深,未来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百姓,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在短期的“保增长”基础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增长,这恰恰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性任务。 　　 　　结构调整的关键是促消费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大国,经济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会很多,试图在短期内全面出击并不现实,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构建要找准突破口。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在各种结构性矛盾中,促进消费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对此,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虽然从经济增长本身看,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支出作为社会总需求的“四驾马车”,都是推动GDP增长的基本力量,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从长期经济稳定增长角度看,消费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新中国建国60年的社会总需求结构变量的分析,我们容易发现,无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消费需求的波动性都远小于投资的波动性。 　　第二,消费是居民福利提高的前提。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不断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而居民福利当然和居民的实际消费量直接相关,投资的增长尽管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带来居民消费的上升,相反投资的过快增长却可能引起居民消费的负增长,即出现经济增长的动态无效率。 　　第三,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演变结构特征看,消费结构的升级主要是服务产品占居民消费的比例不断加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6%。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美国经济增长也在逐渐变“轻”,对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小。显然,如果在促进消费总量提高的同时,能够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将起到积极作用。 　　 　　促消费的基本路径 　　 　　近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地刷新着历史最低纪录,2008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48.6%,大大低于OECD国家的74.4%的平均水平(2007年)。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当然有很多方法,但说到底无非是增加居民收入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两大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者报酬。大量的研究表明,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永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的消费倾向通常很低。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工薪收入显然更为稳定,因而,提高劳动者报酬应该是促进消费增加的必由之路。在对中国省际间的劳动者报酬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两者呈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7年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6。而现实情况是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仅为39.7%,劳动者报酬率过低正是导致中国目前各种严重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规范企业的用工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的议价能力,提高工人的保留工资水平,通过工资溢出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率的比重。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这要求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加大对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 　　第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通过庇古效应、托宾效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促进作用。但就消费需求而言,资产市场的发展并不必然是正面促进效应,资产市场的泡沫化甚至会限制居民消费增加。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加入商品房购买支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较为稳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