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大城市人才流失引发的“蝴蝶效应”.docxVIP

　　自去年以来，不少大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大学本科、大专甚至中专学历的都可以落户。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动计划，把“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观察发现，加入抢人行列的多为省会城市甚至直辖市，集中了各种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为何还要抢人呢？本文试作解读。　　大部分城市出现流动人口“净流出”　　看到这个标题，想必大家都会心生疑虑，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简单测算，即城镇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所谓常住人口，按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就是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超过6个月。　　说实话，本人对于每年城镇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万也感到困惑：第一，2017年中国自然增长人口只有737万人，就算其中的70%增长落在城镇，那么，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也就是500多万。第二，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加125万人；第三，据估计，2017年新增本科、大专等人数700万左右，按其中50%来自农村（高估）计算，从农村进城的学生数量约为350万人。　　把上述城镇人口增加的三类主要方式加总，也不过975万人，还有1000万人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许是由于市辖的农村行政区划改变，撤县设市或撤县设区，于是所在地有1000万人“农转非”。　　但有一个事实毋容置疑，即从2015年开始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说，人的居住地不在户籍所在的市辖区内，就叫流动人口。如户籍在上海崇明的农民，如果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就不算流动人口，但若居住在浙江，就算流动人口了。　　2015年流动人口减少400多万，2016-17年两年减少了300多万。流动人口人口的减少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流动人口回到老家了，另一个是流动人口在居住地落户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居多，从客流量的统计数据看，2017年全年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客流量的加总出现了首次下降，2018年的春运客流量也出现了下降。　　2015年起中国流动人口出现净减少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宏观杨畅供图　　也就是说，尽管人口总量还在增加，城市化率水平还在提高，但流动人口数量已经绝对减少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动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原因了。若对部分省市的常住人口中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观察到很多省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　　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人口“净流出”　　数据来源：各地方统计局，中泰证券宏观杨畅供图　　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广东省，在可获得的19个城市人口统计数据中，居然有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长人口后出现了负值，也就是人口净流出。而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辖市不仅出现人口净流出，而且常住人口数量也出现下降。　　连经济最发达的直辖市和GDP规模第一的省份下辖的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问题，这就给不少省会城市带来了对未来人口流出的担忧，尽管迄今为止，大部分省会城市的人口还是净流入的。　　相信各省级政府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尤其是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过常住人口数量减少的城市，如天津、西安等，一定会充分评估劳动人口，尤其是人才对于一个城市的劳动要素供给和消费拉动的意义。　　农民工不再“跨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披露，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而2016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79万人；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22万人。　　从细分数据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相对偏年轻有关。但是，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如“2017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　　外出农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因为年纪越大，外出打工的动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相差5.4岁。　　此外，不同区域农民工薪酬差异的下降，也是导致跨省农民工数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但在东部（3677元）和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长6.4%，西部和东部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与农村可流出劳动力总量的减少有关，也与这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关。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额占当年名义GDP比重超过85%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国内的东部沿海地区设厂，如今，富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