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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规范运作 社会规范的形成与运作 摘要：秩序的萌发、形成与维系并非完全以法律为依托，对其理解应摆脱法律中心主义的观念。社会规范在前政府时代社会秩序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博弈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为理解社会规范的出现和运作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同时也为社会规范的弱点及法律的功能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力的解说。 　　?关键词：社会规范；合作；信号；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42-03 　　 　　“社会规范”(social norms）指的是这样一种行为常态，它内生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但并不引发人们的行为，而只是人们给它贴的一些标签。［1］(P51)对社会规范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推进对制定法的认识，激发人们对诸如“法律规定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法律”等类似论断的怀疑，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法律与秩序的关系，即秩序的形成未必需要法律的支持。［2］ 　　一、合作的演化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中的重要一点是，在后者看来，自由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人必须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延续自身。经济学家也观察到，个体之间的合作会带来社会意义上的剩余。但问题是，社会在宏观上的收益并不必定会保证微观的主体在每一次的行动中都会选择与他人合作。在考虑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达致目的时，人往往会做有利于自身的选择，且特别容易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这一点上，从孟子到休谟都有过类似的判断。《孟子?梁惠王》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休谟则观察到：“人类是大大地受想象所支配的，而且他们的感情多半是与他们对任何对象的观点成比例的，而不是与这个对象的真实的、内在的价值成比例的。……我们总是顺从我们的情感的指示，而情感却总是为接近的东西辩护的。”［4］(P575)社会生物学研究指出自私是人类天生的本性，即使是利他性行为也仍出于利己的考虑。［5］(P147) 　　博弈论为人们认清合作背后的运作机制带来新的视角。它将观察的视野从个人扩大至交往中的各方。［6］(P3)按照“理性人”的假设，个人还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但算计内容有不同。他会预测对方将要采取的行动，据此选择利己的策略。阿克塞尔罗德发现“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在促成合作上是最有效的，一旦建立便能有效抵御其他变异策略的破坏。这个策略一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回合中则根据对手在上一回合的表现来选择合作还是报复。它集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于一身，［7］(P19-36)在解释合作的出现上，说服力较强。 　　理论上可能，现实中的问题则是如何选择合作对象。尽管有报复做后盾，但事先的审查却必不可少。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伴随现代化而产生的。在一个小群体社会或熟人社会中，人们知根知底，彼此之间很难掩饰或隐瞒，挑选合作伙伴尚不构成问题。现代化带来的分工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与素不相识的人交易，并且经常迫不得已。因此，人们就必须谨小慎微，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交易中，更是需要精挑细选。 　　二、信号、信号传递与社会规范的形成 　　但仅有谨小慎微、精挑细选的决心还不够，人们必须依靠新的手段或制度去回应这些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新问题。于是，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们开始看重“信号”的作用。信号是人们用来表明自己所属类型的各种资源的统称。“一个信号就是：在加入某一关系之前先担负巨大的、可观察的成本。”［1］(P27)可以首先假定生活中的人分属好人坏人两种类型。前者的贴现率低，更看重未来的收益，在重复博弈中经常合作；坏人贴现率高，是机会主义者。好和坏不是道德评判，即使好人在“囚徒困境”时也会拒绝合作。 　　但即使一个人属于坏人类型，他也不想让这一情形为其他人所知。因为一旦相关的真实情况泄露在外，他就会被社群中的其他人所规避，从而减少了自己未来从中获益的机会。这样，一个好人必须努力通过种种可见的手段使自己与坏人区别开来，并努力使自己朝着好人的方向看齐，为此他必须向周围的人发送好人信号。在面临重复博弈时，信号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向对方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让人看出自己一直努力克制机会主义倾向。自我克制的表现越明显，时间越长，一个人就越会被看做一个好人。［8］一个机会主义者不会总在克制自己的机会倾向，他不会装好人装一辈子。 　　这种信号的内容表现为很多方面，包括穿着打扮、言谈举止、身份地位、家庭出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礼赠交际等等，也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家庭、社会、政治和商业。但无论是何种信号都必须足够有效，以至于让人一看就觉得他属于好人类型。而如此有效的信号只能是高成本的，是需要坏人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拥有的或仿效的，并且这些代价的付出在坏人看来又是不值得的。只有这样，信号才能产生区分的效果。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