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卷首语.docVIP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从1860年起，7次来中国，在中国逗留数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了5卷本的著作《中国》。　　他对中国的贡献,主要有3点：一是他最早调查了中国的煤炭分布,绘制了中国煤炭分布图；二是他研究了中国黄土高原的成因，提出了“风成说”，似乎是说“沙尘暴”造就了黄土高原；三是他多次去西北考察古代道路，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当然，真正使“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名闻遐迩，并被公众所接受，还是因为西域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晚年所著的《丝绸之路》这部名著。　　李希霍芬之所以称那些路为“丝绸之路”，因为他通过考察，认为当时路上运输的主要货物是丝绸。 　　“丝绸之路”运送的主要货物，果真是丝绸吗？　　尽管西域考古挖掘出一些丝织品，但这只说明“丝绸之路”确实运送过丝绸，但不能说明运送的主要物品是丝绸。　　今天“丝绸之路”大名鼎鼎，也是西北旅游的黄金招牌，但仔细想来，这个名称只是一个西方人站在西方的立场和角度提出来的。　　一条路的货物流向应是双向的，从东向西运送的是丝绸，那么从西向东运什么？　　社科院考古所的巫新华先生和同事们所进行的“玉石之路”考察，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使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化。　　如果说“丝绸之路”从东向西运送的是丝绸，那么大量的事实证明，从西向东运送的重要货物是玉石。 　　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有一个“玉器时代”。且不说良诸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都有大量的玉器出土，就连近期的考古大发现：四川三星堆和安徽凌家滩也以众多精美绝伦的玉器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的玉器很多是就近取材，在周围的环境中寻找美石。譬如，红山文化中的玉石，就是取自辽宁岫岩县的岫玉。　　在“玉器时代”，对石头的品评、鉴赏无疑是很重要的事。而且先民的鉴赏力也不亚于今人。那时有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就是找到“美玉”。因此，可以想象，当来自新疆昆仑山“凝如羊脂，温润如肤”的和田美玉出现时，一定有一种鹤立鸡群似的荣耀，进而成为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用品。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750多件玉器，其中一部分玉经鉴定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这说明至少在商代“玉石之路”就运行了。　　殷商以降，新疆的和田玉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形成一个又一个用玉赏玉的高潮。　　汉代中央政府统治西域，为玉石进入中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更为奇特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服药成风，玉的功用竟然在饰品、礼器、艺术品之外，又添一项：口服。当时服用的药主要是用玉屑制成的“五石散”。著名思想家、药学家葛洪说：“玉亦仙药，但难得……当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于阗”（古时于阗下辖和田县）白玉尤善。”可见，一般的玉勉强可用，如果能服用“和田玉”，那就相当今天服用“脑黄金”了。　　唐宋元明清，新疆和田玉一直是中原最受欢迎的紧俏商品，甚至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北京的民间文物市场潘家园去看看，就会发现新疆和田玉仍然紧俏如初。　　至此，可以认为“丝绸之路”似乎叫做“丝玉之路”更为贴切。　　无独有偶，与西北“丝绸之路”相对应的是蜿蜒在我国西南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这名称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李旭和他的5个朋友首先提出来的。李旭解释说：茶是古道上运输的主要物品，马是运输的主要工具，因此谓之为“茶马古道”。 　　有意思的是，这期杂志还有一篇讲茶马古道的视点文章，作者是一位藏族学者格勒，但他对“茶马古道”的解释是“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指从宋朝开始，朝廷在四川等省设茶马司，专门负责用茶叶与少数民族交换马匹，因此“茶马古道”是茶与马互换的通道。这种解释与李旭等的解释有些差别，这种差别也许双方都没有意识到。　　然而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差别，蕴含有深层的文化内涵。“茶马古道”四个字在李旭等汉族学者脑海里唤起的画面是：大山褶皱中艰难跋涉的马帮和马背上的茶叶，而在藏族学者格勒眼前推出的却是高原草地上纵横驰骋的俊马和以马易茶的场景。 　　这说明什么？是否说明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都离不了自已的文化背景和人生阅历呢？李希霍芬如此，李旭和格勒亦如此。20世纪初，我国考古学蹒跚起步时，许多重大的考古发掘是由地质学家主持的。仰韶、马家窑等史前文化和周口店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发现挖掘，主持人安特生、袁复礼、杨钟键、裴文中等都是地质学家。　　原因何在？如果你把本期杂志中的两篇文章《黄河去复来，开封“城摞城”》和《常山金钉子，为地球王朝断代》联系起来，就会从中获得启发，原来考古学与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交叉重复的部分：第四纪和“地层学”。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鉴的。地壳有如大树的年轮，是分层的，底下的地层一般而言要比覆盖其上的地层年代久远。一个叫史密斯的英国工程师发现了一个划分地层的绝妙方法：通过地层中埋藏的古生物化石来区别地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