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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我国逻辑哲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摘 要]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逻辑哲学被我国广大逻辑与哲学工作者认同并由此而开始的成规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纵观从80年代初至今的研究历程，可以把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分成起始研究阶段与深入研究阶段。在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但又互补的逻辑哲学观。 　　[关键词]逻辑 逻辑哲学 逻辑观 　　 〔中图分类号〕B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15-05 　　 　　20世纪西方逻辑与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随着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的繁荣而出现的逻辑与哲学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趋势，并进而形成了“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等新兴交叉学科或交叉研究领域。从西方学术界的发展来看，关于逻辑哲学的较为系统、明确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罗素（B.Russell）、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Carnap）、奎因（W.V.Quine）、斯特劳逊（P.F.Strawsoon）、克里普克（S.A.Kripke）、辛提卡（J.Hintikka）等都是逻辑哲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目前，逻辑哲学仍然是西方哲学与逻辑学的一个重要而又热门的研究领域。 　　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始，我国逻辑界和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诸如金岳霖、沈有鼎、牟宗三等就曾涉猎过逻辑哲学领域，但是，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逻辑哲学被我国广大逻辑和哲学工作者认同并产生巨大兴趣由此而开始成规模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我国逻辑和哲学工作者影响很大的逻辑哲学著作首推英国学者哈克（S.Haack）的英文版《逻辑哲学》一书，该书于197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流入我国。在该书中，哈克明确提出了逻辑哲学的基本定义，她认为，正如科学哲学研究由科学所引发的哲学问题、数学哲学研究由数学所引发的哲学问题一样，逻辑哲学研究的是由逻辑所引发的哲学问题。由于逻辑学的中心任务是区分有效与无效的论证，形式逻辑系统比如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有效性提供清晰的规范和标准。因此，由逻辑所引发的哲学问题便有：说一个论证是有效的是什么意思？说一个陈述来自于另一个是什么意思？说一个陈述是逻辑真是什么意思？能否把有效性解释为是相对于某些形式系统的？是否存在试图替代形式系统的系统外的意思？形式逻辑系统如何帮助我们去评估非形式论证？存在正确的形式逻辑吗？何谓“正确的”？我们怎样去认知一个有效论证或逻辑真？哪些形式系统可以被看作是逻辑，为什么？等等。除了哈克的《逻辑哲学》，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奎因的英文版《逻辑哲学》也对我国的逻辑与哲学工作者影响很大。该书于1970年由美国Prentice――Hall有限公司出版，也于20世纪80年代初流入我国，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意义与真、语法、真与逻辑真、逻辑的范围、异常逻辑等等。此外，由于在西方哲学界中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涵义并非明确区分，而是时有等同，因此，尽管名为《哲学逻辑导论》，但是，按我国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解，英国牛津大学讲师格雷林（A.C.Grayling）于1982年出版（该书的中译本于1990年出版）的这本书也是一本逻辑哲学著作，它对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在该书中，格雷林主要讨论了如下内容：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真理：实在论与融贯论；真理：符合论、冗余论与语义论；意义、指称、证实与使用；真理与意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 　　正是在上述西方学者及其他逻辑哲学学者的影响下，我国广大逻辑与哲学工作者对逻辑哲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研究历程，我认为，可以把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分成两个主要阶段，即起始研究阶段与深入研究阶段。在起始研究阶段，我国的逻辑与哲学工作者一方面大量翻译了西方的逻辑哲学通论与专论性著作，另一方面则通过撰写论文或著作向国内学术界介绍逻辑哲学这一学科或领域，并就一些问题展开自己的研究。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译著有邓生庆翻译的奎因的《逻辑哲学》（三联书店，1991年）、罗毅翻译与张家龙校对的哈克的《逻辑哲学》（该书早在90年代初便翻译完成交出版社，但正式出版则到了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牟博翻译的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江天骥等翻译的奎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晏成书翻译的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尹大贻翻译的艾耶尔(A.J.Ayer)的《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梅文翻译的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等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