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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即人”人学价值 　　摘 要:十八世纪中期法国学者布封提出了著名的“风格即人”的观点,强调文学创作主体作家的个体价值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这与文艺复兴以来宣扬的人的理性、价值紧密相关。扭转了此前关于作家依附于神性和简单对于生活的摹仿的观念。“风格即人”的理论蕴含着丰富的人学价值。 　　关键词:风格即人;文艺创作;人文精神;主体价值;布封;创作主体 　　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Humanism Value of Style is Man: On Subjectivity in Creation Ascribed to Buffon 　　WU Hai-jin 　　 　　自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摹仿论”一直作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而存在。“摹仿论”重在阐释文本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但轻视创作主体。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文艺理论家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重新审视创作主体在整个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到布封时代,他的“风格即人”的观点将创作主体――作家的地位推到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之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布封“风格即人”理论观点主要侧重在“风格即人”与我国“文如其人”的比较,以及其正确性的评价上。而很少见到单独讨论布封“风格即人”的人学意义以及从中所体现创作主体观之类的文章。本文就是通过对西方文艺理论界关于创作主体观点的梳理以及布封《论风格》的分析,着重探讨“风格即人”所体现的人学价值和布封的创作主体观。 　　一、文艺复兴之前关于创作主体的理论及评价 　　柏拉图在谈文艺的时候,将文艺看成是非常低级人的技艺。其文论观点基本上是消极的,是唯心主义的贵族的文艺理论观点,支撑他理论的基础是理式论。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概念的知识,都建筑在概念之上。在他看来,只有“理式”才是真正的真实,“理式”是万物的原型,万物是它的摹本。他将这种“理式”归结为神的创造。在他看来,诗人的创造,是缘于神赐的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的灵感,有神力凭附着。”[1](P.7)柏拉图忽视诗人的创造力,将诗人创作的灵感归结为神赐的迷狂。诗人所创造的艺术与真理隔着两层,是摹仿的摹仿,诗人并没有???住真理。所以他将诗人评为第六等人,甚至建议将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而第一等人是“爱智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柏拉图对诗人的轻视,对人的创造性的漠视,由此可略见一斑。亚里士多德在文艺方面的许多观点与其师柏拉图有根本的不同。他批判了柏拉图的神秘的哲学思辨。非常可惜的是,体现亚里士多德主要文艺观点的著作《诗学》在古罗马和中世纪一度散佚。直到935年,阿布#8226;巴萨尔的《诗学》阿拉伯文译本才出版,到十三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从此传入欧洲。所以,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文艺观点在古罗马与中世纪时期影响是有限的,并没有动摇柏拉图文艺的观点的地位。对其观点,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言了。贺拉斯是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代表作是《诗艺》。罗马文化是在古希腊人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文艺方面,罗马人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强调“摹仿古人”,以希腊古典为范本。朱光潜先生说:“希腊文艺落到罗马人的手里,文雅化了,精致化了,但也肤浅化了,甚至于公式化了。”[2](P.23)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关于创作主体的理论,古罗马也是沿袭古希腊的,并无多大创新。我们从贺拉斯的《诗艺》中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合式原则是贺拉斯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深受中世纪神学家的亲爱。合式原则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性格论”就很有问题。他要求人物的言行要与其身份一致,什么人说什么话是一定的,而且人物性格特征要从头到尾保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这样,按照他的要求创作出来的人物性格只会有共性,而没有个性。如此一来,艺术家的自主性就受到约束,创作个性也得不到发挥。艺术创作与审美,是人们摆脱现实世界,追求绝对自由的途径与方法,追求的过程应该是自由的过程。而贺拉斯的古典主义原则束缚了人们这种自由创作的个性。归根结底,还是他从自己的贵族立场来看待艺术,来订立规则,而非单纯的就文艺而论文艺。他曾毫不掩饰地说:“观众中夹杂着一些没有教养的人,一些刚刚劳动完毕的肮脏的庄稼汉,和城里的贵族夹杂在一起――他们又懂得什么呢?”[2](P.31)奥古斯丁是欧洲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基督教神学早期的重要代表,号称“教会之父”。奥古斯丁将世俗文艺看成是基督教神学的仇敌,要求文艺作品成为神学的奴婢。他细数文艺的三大罪状:艺术作品亵渎神灵;艺术作品败坏道德;艺术作品毒害人们的心灵。他说:“荷马编造这些故事,把神写成无恶不作的人,使罪恶不成为罪恶,使人犯罪作恶,不以为效仿坏人,而自以为取法于天上的神灵。”[2](P.24)稍微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