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忠戮》悲剧意蕴.docVIP

《千忠戮》悲剧意蕴 　　苏州派的主将李玉生活于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有感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与震荡冲击，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多部历史剧，它们或直陈亡明史实，或托意历史故事，借以指斥天启朝的腐败，悲悼朱明败亡，歌颂舍身国难的英雄，抒写亡国之痛。翻看李玉的历史剧，就会被这股强烈的悲剧意蕴所感染。郑振铎先生对他的历史剧评价很高，他尤为激赏《千忠戮》，说：“玄玉的《千忠会》，才是真实的以万斛之泪写的，非身丁亡国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谁能做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169页)笔者欲从性格悲剧、悲剧气氛两方面对《干忠戮》的悲剧意蕴作简要的分析。 　　 　　一、坚守忠义的性格悲剧 　　 　　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因此塑造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讴歌人的伦理美，积淀成为了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干忠戮》描写了一批忠臣节士，“忠”是他们性格的闪光点，但同时又是把他们推向死亡的催化剂。 　　方孝孺忠介耿直，一生都以忠义为准则。朱棣答应了姚广孝不杀方孝孺的请求，因为“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列传第二十九》第4017页)，攻下南京后，他立即召见方孝孺，而孝孺却穿孝服、执杖上殿堂，且哭且骂，厉声指责朱棣的篡位夺权。他与朱棣针锋相对，字字如刺，针针见血。当朱棣令他起草禅位、登极诏书时，方孝孺坚决不从： 　　俺不是李家儿惯修降表，俺不是侍多君冯道羞包。俺不是射君钩管仲与齐伯，俺不是魏征易主佐唐朝。俺只是学龙逢黄泉含笑。纵有三台高爵，九锡荣褒，王封带砺，恩荫儿曹，也搏不得彤管一挥毫。凭着你千言万语，俺甘受着万剐千刀。(《李玉戏曲集》李玉著，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6页，以下引文均据此本) 　　这些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了他的忠直耿介，可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朱棣则不顾千古骂名将这个“读书种子”杀了，并灭其十族。方孝孺的悲剧是其忠介性情所致，他守住了内心的忠义，舍弃了宝贵的生命。 　　吴成学、牛景先对建???帝忠心耿耿，为保全建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双忠》一出中，二人削发为僧，扮成一僧一道模样，寻访建文帝。当张玉带兵追上的时候，他们为成就大义保全建文，便扮作建文帝和程济，痛斥“燕藩不道”，大骂张玉“助虐施强暴”，最后双双自刎。作者借程济之口说出了对双忠的感慨与评价：“看血流衰草、血流衰草，骸骨暴荒郊。忠肝义胆，铁铮铮骂贼笑口刀。”程济舍弃骨肉，不避艰险，伴随建文帝流亡数十年而无怨无悔。当建文帝被叛臣严震直捕入囚车时，他不愿苟且偷生，冒死相劝，使严幡然醒悟，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朱光潜先生曾说：“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时的无能为力。”(《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干忠戮》的冲突也正在于此，若朱棣没有叛逆僭越，这场悲剧或许不会上演，文人也会按儒家正统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一旦这种关系逆反，他们便会“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所以方孝孺、吴成学、牛景先他们“做到了忠君爱国、舍生取义。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义无反顾地采取种种激烈的行为同奸权邪佞直接交锋，殊死斗争，决不苟且偷安，绝不心慈手软，而总是自觉主动地‘烈烈轰轰做一场’。”(《明清文人传奇》，郭英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3页)他们对道义的坚守与奸人对道义的践踏形成尖锐对立、势难共存，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悲剧主人公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不再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道义的延续而存在，达到人身毁灭道义相存结果，这是性格上的悲剧。方孝孺的被杀，吴成学、牛景先的惨死，史仲彬的被屠，都是性格悲剧的展示，悲剧冲突在这里外化为刚毅的性格与现实环境的激烈交锋，现实环境的强大使得英雄的陨落成为既定的事实，悲而怆的行动使读者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二、凄惨壮烈的悲剧气氛 　　 　　《干忠戮》通过营造一个又一个悲剧气氛来张扬它的悲剧精神。这些悲剧以设置凄、怨、悲、壮，通过强烈的矛盾和情感冲突产生动人的力量，使我们不禁陷入了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体会到永久的悲苦意味。 　　 　　1　对命运骤变的无法把握 　　李玉是不仕清的明朝遗民，时事的风云变化使他满腔的悲愤只能利用戏剧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这部《千忠戮》融合着作者的个人感情和对时事的思考，意在“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千忠戮》透露出对命运的质疑与无可奈何的认可，剧中的建文帝已不只是失位君主的形象，而是沦亡故国的象征，他的流离、痛苦与悲哀含蓄的表达出明朝遗民深沉强烈的亡国之痛。这与南明覆灭之后大批遗民的思想感情是十分合拍的。《惨睹》一出，建文帝那脍炙人口的“八阳”，不是建文帝在唱，而是李玉在长歌当哭，字字带血，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