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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魏晋形神艺术论确立 　　[摘要]中国古典形神艺术论导源于先秦时期的庄子，中间经过了一系列理论转换环节而确立于魏晋时代。经过魏晋时代的发展，形神论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主要法则，而且又为其以后向书法、文学、音乐、戏曲等其他艺术门类渗透，进而演化成为中国古典艺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庄子　魏晋　形神观　中国古典艺论　造型艺术 　　[中图分类号]1206.0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142-05 　　 　　形神既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论题，又是中国古典艺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中国古典艺论在形神关系上重神轻形，以神为本位的倾向，一方面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创作思维和创作技法，形成了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写实主义技法和观念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原初的造型艺术范围，渗透到文学、书???、音乐、戏曲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欣赏和评论中，对中华民族独特审美观念和艺术旨趣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形神作为哲学和宗教论题产生于我国先秦时代，而较早明确提出重神轻形观念的是道家学派的庄子。从哲学和宗教领域进入审美艺术领域，形神范畴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转换和演进环节，这一转换和演进过程与中国文学艺术的自觉进程是相伴相生的。正是魏晋南北朝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使庄子对形神关系寓言式的哲学表述，从一种意涉审美的可能性逐步转变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和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人的审美视野。 　　 　　一、“爱使其形者”――庄子对形神艺术论基本立场的奠定 　　 　　关于形神关系的讨论始于先秦时代，主要是研究探讨人的形体和精神(灵魂)的关系。对于形和神如何生成以及形和神的关系问题，除道家以外的诸子也有所涉及。如管子就提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内业篇》)他认为人的生命是精气和形气的结合。荀子则提出“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荀子?不苟》)在荀子那里，神只是形的一种品性，完全是由形派生出来的，它依赖于形体而存在。但真正在先秦以后的思想史中产生影响的，还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形神观。 　　庄子从其关于道的本体论立场出发，明确提出重神轻形的形神观。庄子指出：“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庄子?知北游》)“抱神以静，形将自正。……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在宥》)他认为道是最根本的，个体的精神产生于道，而形体又是由精神生发出来的，因此神先于形，神贵于形。神的重要性一方面表现在它直接产生于道，另一方面它又是体道的凭借，正可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在《德充符》中，庄子用一个寓言故事来作譬喻：小猪“食予其死母者”，不一会儿便惊慌地“弃之而走”，原因在于小猪爱其母，“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使其形”即是神，神乃形之主，神不在母猪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庄子虽然也推崇诸如居于“藐姑射之山”，“肌肤若冰霜，绰约若处子”，形神统一的神人、真人，但在形与神之间，他始终是以神为本位的。为此，他塑造了一批形残而神全的“畸人”形象，如《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和《德充符》中的哀骀它、兀者王骀、叔山无趾等，都是外形十分丑陋，而德性精神十分高尚的人物。庄子运用对比的手法，着重渲染了他们形丑的一面，如“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哀骀它乃卫之“恶人”，“以恶骇天下”等，有意使他们的形与神严重失衡，以突出其精神的高妙。对于形，庄子还特别强调要“忘”，他指出：“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庄子?德充符》)对庄子来说，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与道为一，至于形体的或残或全、或丑或美，都可以“忘”。人不仅要“忘形”，还要“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只有摆脱本性以外的一切束缚，才能达到精神的逍遥境界。 　　庄子重神轻形的形神观，是一种超越人的外在形体，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和心灵的身心关系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轻形、忘形而重神，也就是启示人们要摆脱现实的桎梏而实现人性的充分舒展和心灵的自由翱翔。庄子在这里虽然更多谈的是一种人生哲学，并未有意涉足审美和艺术领域，但这种形神观与艺术和审美存在着天然的基因联系，一旦遇到适合的思想文化环境，它就会伴随着艺术自觉的进程，为艺术创作论和审美鉴赏论开辟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正是庄子重神轻形的形神关系论，从理论上为日后中国古典艺论形神观奠定了基调，构建了框架。 　　庄子之后直到魏晋以前，较为明确主张重神轻形形神观的是西汉前期深受庄子学说影响的《淮南子》。《淮南子》认为人有精神、形骸之别，二者所禀不同，“精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