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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到电影《哈姆莱特》 　　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文字转换为意象。在默片时代，虽然有时也会利用字幕，但改编时通常都会将文字完全转换为意象。在今天，虽然对话在电影中已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要把文学作品真正改编为电影，而不是电影形式的小说和戏剧，则必须使用“意象系列”这一电影语言。 　　文学意象与电影意象应有互动 　　在当代电影改编理论中，有一派认为文字与意象是互补的。例如，卡米拉?埃利奥特认为：“电影充满文字：有声对话、幕间说明、字幕、画外音叙述、演职人员名单、布景和道具上的文字等等，而且文字脚本构成了大多数电影的基础”。然而，以上的互补却仍是不同媒体之间的互补，而并非是不同媒体之间的转换――此乃电影媒体对于文字媒体的利用，但并未将文字媒体转换为电影媒体。埃利奥特列举了一些支持文字与意象之间对立的理论家??包括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西里斯?米勒、W?J?T?密歇尔等。但恰恰是主张两者对立的理论家指出了文本与电影之间的不同，同时也注意到意象是两者共有的，存有互相流动和转换的可能。 　　其实，文学文本中的意象早就是批评家研究的对象。斯珀津所著《莎士比亚意象及其含义》赋予莎剧意象极为重要的意义：“就诗人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主要是通过他的意象，他才‘暴露了自己’，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在描写戏剧人物及其看法和观点时，一般诗人可能会是客观的，而莎士比亚一定是客观的；然而，就像一个情感压力虽然不会表现在眼睛里和面孔上，但却会从肌肉紧张中流露出来的人一样，诗人会在不经意之中，将内心深处的好恶、观察、兴趣、联想、态度、信念，在意象之中并通过意象展露出来”。在斯珀津看来，意象就是“文字的图画”，就是明喻和暗喻。这些意象要通过想像力激发出来，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可以展现为多元的视觉意象。在成功的文学电影改编中，文学意象与电影意象之间应该有有效的互动。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最经常被改编为电影的当属《哈姆莱特》，据阿登版《哈姆莱特》说已经有50多个电影改编本，“是世界上除灰姑娘的故事之外被搬上银幕次数最多的故事”。这些电影改编本从默片时代开始，以多种语言拍摄于多个国家，属于不同的电影类型。其中有的影片十分注重莎士比亚的文本，能够较好地展示文本意象与电影意象之间的互动关系。 　　好的解读是 　　与文本和以往解读的对话 　　肯尼思?布拉纳的《哈姆莱特》（1996）是一部最具有“文本性”的《哈姆莱特》电影。这部4个多小时的影片不仅把《哈姆莱特》“第一对开本”全文搬上银幕，而且还包容了“第二四开本”的内容，成为最有“书卷气”的《哈姆莱特》电影。这部电影故意给人留下19世纪《哈姆莱特》插图版的印象。不过，即使这样，这部影片也很难说是完全忠实于原著。电影与文字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媒体，这两者之间很难有完全的对应，也很难有相互忠实的关系。更有甚者，电影版本对应的往往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文本。 　　今天，稳定的文本已经不复存在。就《哈姆莱特》的版本而言，对开本和两个四开本已经被认为是不同的剧本，阿登版《哈姆莱特》甚至将“第一对开本”、“第一四开本”、“第二四开本”三个版本单独处理。即使对同一文本，也可以有诸种不同的解释。政治文本需要权威机构的解释，法律必须由立法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进行解释。而对于文学文本，几乎每个人都有解释权。就莎士比亚剧本的解释而言，罗斯威尔曾说，“以往，电影导演对莎士比亚学者言听计从；而现在，莎士比亚学者对电影导演洗耳恭听”。这正说明了解释权在数码时代的转移。对于莎士比亚剧本，可以有无数解读。问题在于，合法和有效的解读不仅应该是与文本的对话，而且也应该是与以往解读（包括电影和舞台解读）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产生出新的解读。当然，只有与好的解读进行对话才能产生出好的解读。 　　肯尼思?布拉纳是一位对文本与电影之间互动极为关注的电影导演，他用电影意象表现了印刷文本对于电影媒体的关键作用，用电影媒体与印刷媒体进行对话。在他的《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进入自己书房的惟一通道就是摆满顶天立地的书架的过道。电影意象把各个年代、难以数计的印刷书籍陌生化，使观众感觉到进入哈姆莱特私密空间的难度，似乎也暗示出走进电影媒体的惟一通道就是这些人类难以穷尽的书籍。而且，影片中的很多视觉意象不仅指向莎士比亚文本，也指向莎士比亚文本之外的文本。例如，从文本中，我们知道丹麦正在备战。而电影意象不仅诠释了备战的文字意象，而且也全方位地展现出一个军国主义的时代和社会：军队操练的意象渲染了大战前的气氛；军工厂加班加点、开足马力，一片忙碌。军队无所不在：全副武装的军人追捕哈姆莱特，搜查奥菲利亚的闺房，使睡梦中的奥菲利亚受到惊吓。在宫廷斗争的同时，福丁布拉斯率领的大军也正在无情地向丹麦皇宫逼近。在《亨利五世》中，布拉纳就已经对战时政府作了入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