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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悍姿态和诗性品质穿透现实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的切身感受与观察。 　　 陈剑晖：我钟情散文有年，执著于诗性散文的理论体系和散文文体学的建构，却苦于资质平平、学识浅陋，而深感未能进入散文的堂奥。好在我有勇气、有信心，更有对于学术的信仰，对于散文的热情。我相信只要真实地生活，真实地做人，真实地写作，按认定的方向坚定走下去，总之，只要拥有学术的理想和浪漫，我们便会在散文的路上走得更远。 　　 杨献平：您对当前散文的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陈剑晖：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是一个足以与“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比肩，并有可能超越古代的散文时代。想想看，现代小说有可能超越“四大名著”吗？现代诗歌有可能超过唐诗宋词吗？现代戏剧有可能超越《西厢记》和《牡丹亭》吗？而在我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极有可能创造出文学的奇迹――超越“五四”乃至古代的散文（据说季羡林老先生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这一时期，散文业已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时代文体”，突破了“杨朔模式”，在题材、主题上有了极大的开拓，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散文创作的总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散文的总量。更为主要的是，散文领域涌现出了像史铁生、王小波、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余秋雨、张炜、王充闾、汪曾祺、周涛、孙绍振、南帆、刘小枫、周国平、苇岸、刘亮程、筱敏，包括祝勇、张锐锋、林贤治等一批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优秀散文家，以及创作出了《我与地坛》、《秦腔》、《夜行者梦语》、《寒风吹彻》、《这里真安静》、《巩乃斯的马》等一大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甚至可以传世的经典作品。至于作家散文观念的现代化、散文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散文表达上的自由化，尤其是散文作家文体意识的自觉，也是这一时期散文的特点。此外，还出现了“文化大散文”、“学者散文”、“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原散文”等散文现象和散文流派，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散文理论研究也有了很大改观。散文不仅有了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也初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彰显了这样一个文学事实：90年代的散文不但超越了80年代和“17年”散文，而且它不像小说和诗歌那样急功近利，“各领风骚三五天”，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虽缓慢却稳健地向前迈进，而这正是散文繁荣的可靠标志之一。 　　 总体而言，我认为当前的散文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我们也必须承认90年代以来的散文是自“五四”以后的又一个散文高峰。我们不能因为有某些散文泡沫，因为某些文化散文有过于浓厚的历史癖，因为一些抒情散文有“过度诗化”的倾向，或因某些散文观念的陈旧保守而全盘否定当前的散文。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固然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但公正和实事求是则更为可贵。如果为了显示自己的特立独行，显示自己的批评高人一等而故作惊人之语，不顾事实将以往的所有散文统统宣判为平庸和老朽，都应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窃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不足取的。因为它无法正确评价一个时期散文的总体成就，也无益于当前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 　　 杨献平：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您个人的解决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陈剑晖：构建属于散文自己的范畴和概念，我认为是建构散文理论话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可惜当前许多散文研究者缺乏这样的理论自觉。今后打算在这方面花点精力，至于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有何“突破”，很难说。 　　 杨献平：您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陈剑晖：“尽人事，顺天意。” 不求大红大紫，但愿无愧我心。 　　 杨献平：您对当前的散文批评满意吗？您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您觉得他（们）的哪些观点正确或者有益？ 　　 陈剑晖：极不满意。当前不少从事散文研究的人一方面不满意现状，经常抱怨，认为散文研究落后混乱且不受重视；一方面又安于现状不思改变，这反映出散文研究者底气不足，缺乏应有的自信、自强和自尊。总之，缺乏进取心，太懒惰，加之不愿接受新事物，拒绝接受新方法新观点，又远离创作现场，这使他们至今仍在“写真实”、“个性”、“自我”、“把心交给读者”之类的传统概念中打转――这就是当今散文批评的现状。面对如此现状，我真的既困惑又彷徨。 　　 我认可的散文评论家有孙绍振、王兆胜和王聚敏。孙绍振先生七十五岁，仍有坚定的学术信仰和宏大的学术理想。他的研究视野开阔，富于原创性，且思维十分活跃，状态相当前卫。特别可贵的是，他一直热衷于散文理论话语的建构，同时又十分注重文本的解读。孙绍振先生的一系列散文批评文字，提升了当代散文研究的水准。王兆胜早年的散文专著《真诚与自由》，对现代的随笔与小品的梳理、品评十分到位。近年来，他对于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