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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欧学者聚谈传统音乐声响诠释与变迁 　　2005年10月2日至9日，台湾传统艺术中心主办、台湾东吴大学承办的“2005年民族音乐学术论坛”在台北市召开，中央音乐学院王次?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及本人共三位大陆学者应邀赴台参会，同行的还有来自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少数民族音乐展演艺术团和新疆的阿瓦提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共13位少数民族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等。近几年里，我曾有多次机会往返于两岸三地之间，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则有三次。欣逢异地的学术良景，思维观念上必有一些新的斩获。此行历时半月，行程异常紧凑，感受见闻良多。 　　本次学术会议是以“音乐的声响诠释与变迁”为主题。当东吴大学的吕钰秀教授以此相邀时，我即刻便意识到这个主题同音乐学“德奥学派”所擅长的音响学研究领域相关。吕教授曾在位于“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音响学研究即是她的强项之一。另外，我也同样意识到，这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在我以往的关注重点之外，而且也恰恰是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至今甚少有人去投注精力的一项工作。但是，当我多次同吕教授交换意见之后，便被告知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其实是由“古代音乐的声响复苏”、“音乐声响的文化意涵”、“口传传统与音乐声响”及“音乐声响的研究方法”四个子题组成，它旨在探讨并诠释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化传承及世代交替变迁中的音乐声响问题。可以说，其中既涉及到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音响学问题，而且也由此自然地延伸及文化语义和语境的层面，堪称是一个带有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后来，我们在参会的奥地利学者法兰兹?弗德迈尔（Franz Foedmayr）的论文《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里，看到了该学派对此观念的最权威的解释：“音乐是普同性及社会性现象。人类具生物学基础，它影响着创作及聆听音乐。但是人类也同时受社会法则的规范。因此音乐的科学研究必须从两个面向切入，即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当我们在参会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以上研究意图，便对民族音乐学（以往称“比较音乐学”）德奥学派研究理念的当下??展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弗德迈尔教授还在论文里开宗明义地说道：“维也纳比较音乐学特殊的观念已经发展超过100年时间。其过程包含两个步骤：1.音乐的物理学、生理学及心理学基础之探索；2. 音乐现象的社会及文化架构。”可见在上述“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两端，这样的理念是较倾向于后者的。然而也可以看到，在该学派较年轻的继承人中，却颇不乏对音乐的“人文/社科”内涵给予同样的关注者。比如说，吕钰秀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名为《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2.歌词与音乐思维》，着重探讨的是该类音乐歌词和乐曲的形态学特征，其长期的合作者郭健平先生提交的论文则是《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1.歌词的声响诠释》。在吕教授的研究中，同时也运用了音响学――曲线谱（频谱仪）的研究思维和手段。联想到吕教授近期发表的另外两篇有关台湾达悟人（即雅美族）的重要论文《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和《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①，从其中的研究内容看，作者对当代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梅里安姆（Alan P.Merriam）“概念―行为―音声”这一著名的三重认知模式也有着相当深度的理解。以此对照以往我们中国学者印象中，像霍恩博斯尔和萨克斯等比较音乐学先驱那样一心去编织“音乐的国际性音位表(musical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立足于“客位”研究立场的做法，可以说新一代德奥学派学者当下的学术兴趣，也时常会聚焦于微观的和“主位的”（emic）学术课题。当然，在他们那里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由早期比较音乐学或体系音乐学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等研究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其学术视野兼及了美、欧两地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传统和思维观念。 　　也正是出于吕教授等学者上述一种意欲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的学术构思，使这次参会的13篇论文能够适时地分布在这样一个具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上。其中，我们三位大陆学者的论题《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王次?）、《刀郎木卡姆是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毛继增）、《云南傣族叙事民歌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音乐风格变迁》（杨民康），台湾学者的上述两文以及另外三篇文章《先秦之“声”――文学与图像的观察》（沈冬）、《从时间与地域来看南管唱腔的演变》（林珀姬）和《衬词所标记的时空――以阿美族mirecuk祭仪为例》（巴奈母露），可说是位于人文/社会科学（“语境”渐及“语义”）的一端，几位国外学者的论文，例如提曼?希巴士（Tilman Seebass）的《声音与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