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情主义文学审美向度缺失.docVIP

冷情主义文学审美向度缺失 　　文学在情感品质上朝着冷情、寡情的方向滑行，这是当下中国文坛显见的文学倾向或曰文学事实。与此相对应，向文学呼唤积极情感、向文学要感动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因为反拨文学的冷情、寡情，引发的可以称作“文学事件”的事件，2004年岁尾就有一桩。其时，上海《文学报》借报导一次很有规模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之机“起事”：在该报二版头题位置使用了让人瞥上一眼就有惊心之感的通栏标题：“我们有多久没被（文学）感动了？”只是尖锐地指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学事实，便很显理直气壮地表达了向文学要情感和感动的强烈诉求。然而，文坛并不曾为之动心。见证这一点的是，至今不见任何当红作家或评论家表现出些许“跟着说”的热情，大家依然对文学严重缺失情感力量不以为然。文坛照常板着一张冷脸。这意味着，事实上掌控着文坛情势的所谓“实力派”文学势力，依然习惯于严重缺失审美向度的冷情主义文学。 　　缺失审美向度的文学最显见的特征，就是美不在场。这种文学，以文学的“批判性担承”和“向人性深层挖掘”的名义，尽兴于单向度地发掘和想像社会丑恶和人性黑暗，而拒绝抒写美善对丑恶的抵抗和阳光对阴霾的驱逐。在文本层面上，美不在场不仅表现为没有正面性、肯定性精神品质的文学形象直接呈现，也表现为止于对丑恶、黑暗的展现和强化，而拒绝完成由假、恶、丑向真、善、美的精神“引渡”或审美抵达，即缺失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审丑”。陷落到这种既无美可陈又无“审”可见的文学里，无论是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接受者，都只能去无奈地承受社会和人性下旋力的沉重纠缠，而绝难与社会和人性的上旋力深情相遇。 　　这种文学明显来路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作派。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冷情主义文学。它所以“热”情不起来，是因为它压根不认可生活世界有美善存在，而一头扎进以极端自我的方式演绎丑恶世相和阴暗心态的所谓“审丑”里。不见美、善身影的现代主义文学，自然无须有肯定性质的积极情感出场，于是只能没完没了地呈示诸如无聊、痛苦、无奈、愤恨、仇怨一类“冷情感”。当代中国作家在文本形态上学步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移到了对现代主义精神作派的模仿上，这就是蜂拥于用社会黑暗和人性丑恶编织所谓的文学的“深刻和尖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文学批判精神的强烈渴求。这种文学“深刻和尖锐”，果然使“后新时期”文学的批判锋芒陡然尖利起来。理论评论界也对此甚是兴奋不已，一遇有此类“深刻和尖锐”之作问世，就动用诸种绝好的赞语追捧。 　　其实，小说家们蜂拥于此类文学“深刻和尖锐”，有一个他们自己不便道破的原因，这就是：文学因此而变得不再难作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到生活现场搜寻各类丑恶、肮脏的坏故事，渠道多的是，稍一用心就会大有收获。挑出可用部分，再根据所谓“文学书写”的需要，动用“坏想像”任意删削补缀，添油加醋，越是往极端处写，就越是容易被认可是“挖掘到了人性的深层”，“表达了惊人的深刻”云云。一位著名作家到监狱采访情杀死囚犯，根据死囚犯的犯罪经历演绎出来的中篇小说，既有满满登登的色情过程又有最后的凶杀，几乎篇篇被抢发头题，并有相当高的转载率。这位作家说，其采访的情杀死囚犯人已有百多人。足够写一辈子了。 　　用社会黑暗和人性丑恶编织的文学“深刻和尖锐”，还占有这样一种便宜，不论写得何等离谱，也不会有人出来质疑或证伪。被这种精神作派的文学所俘虏的人们就这样相信了：反正黑暗的社会是什么黑暗都可能有的；反正丑恶的人性是什么丑恶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仿佛这类文学的“深刻和尖锐”就是一种豁免权，只要拥有了它，别的文学规矩全可以忽略不计，就是文字上的拙劣不堪甚或狗屁不通也不去挑剔。 　　而有美在场的文学，就没有这么轻松。能够把美请进文学表达的文学家，必须具有对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不乏无条件的敬重、敬畏的崇高感情和精神境界，即要有美好的感情在心中，有爱在心中。而沉醉于上述模式的“深刻和尖锐”里的文学家，则用不着有这等精神修养，只要有一副“坏眼光”，外加一种“坏想像”，就可以在当下中国文学语境里扮演“大家”了。想像丑和恶，本来就比想像美和善更便捷和轻松，几乎是怎么想像都能够被认可。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美与善所遭遇的挑剔、怀疑，甚至是致命的。相声演员牛群挂职当县长时，解囊办“特校”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被媒体指责为“别有图谋”，逼得牛群想跳楼以求解脱。作家李佩甫痛感生活和文学里太缺乏“理想主义的东西”和“美的东西”，就在长篇小说《城的灯》里，塑造了一位乡村善良女子刘汉香的感人形象。可是，刘汉香一出场就有著名评论家说她“不真实”，就没有人去夸《城的灯》的“深刻和尖锐”了，没有了《羊的门》问世时那样的好评如潮。至美至善绝对是多数人达不到的境界；而凡多数人达不到的，就注定不容易为多数人所认可。这也可以算是“从善如登”的一种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