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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符号秀山花灯戏剧文化阐释 　　摘要：秀山花灯戏的语言符号是秀山土家族的民间祭礼文化象征，其艺术符号则是在二人转结构模式中的表现性意义的文化展演，而这两种符号同土家族民众的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观念和民间信仰等方面融合为高度的适应性，最终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完善整合关系。 　　关键词：戏剧艺术；艺术符号；文化研究；秀山花灯；文化地方性；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801　文献标识码：A 　　 　　被世人称为“中国原始文化的沉积地带”的武陵山区，是一个洞溪相连、林木繁茂的高山大川地带。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各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这一地域形成了世代繁衍与传承的土家族人民的原始的民俗文化圈。而在这一民俗文化圈中，最能体现该地域深厚的土家族文化的，或者说是土家族标志性文化的，就是至今仍保存完整的秀山花灯艺术。这一艺术形式是集民间??仰，宗教仪式以及歌舞表演艺术为一体的戏剧样式。它以独特而又丰富的土家族民俗文化事象和地域文化特性，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备受关注。 　　 　　一、方言与秀山花灯的文化地方性 　　 　　在某种程度上讲，方言集中反映了一个部落或群体组织的生活经验与情境。“日常生活的方言首先是一种有关被命名的事物和事件的语言，任何一种名称都包含了类型化和一般化，这种类型化和一般化则指涉在这种语言的‘内群体’――他们发现被命名的事物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足以提供一个关于它的独立术语――中流行的关联系统。”这种群体组织直接指涉的对象包含着内在的意义，通过方言进而实现信息交流与经验互递，在这一过程中先有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模糊知识交融，继而发展为人有意识的自身知识的积累与建构，并在不断程式化演艺进程和独特的观察视角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特定社会组织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潜规则。 　　从符号学的立场来看，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能指就是音响形象，所指就是概念。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也就是说，言语中词语的读音是与该词表达的概念相联系的，而不是与具体的事物相联系，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由于自身的“透义性”和“双面性”，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和非任意性的统一。但是，从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特性出发考察一个民族的语言现象，就会发现，其实一个民族的语言中词语读音和概念意义之间存在着与结构主义的符号特点较为不一致的现象。那就是在一个民族的语言尤其是方言里，人们是将词语的读音直接的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的。并且人们也相信词语的读音与概念意义乃至与具体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神秘的联系，也就是在这种神秘性氛围的影响下，人们坚信词语对于一个民族所起到的预示作用。 　　在一个民族自身的语言符号内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指涉性，特别在方言中，这种指涉性更为突出。在秀山花灯里的花灯说唱词，即以土家方言作为演绎花灯戏剧的语言符号。比如花灯的祝贺调之《送寿月》，“一送那的寿月一千哟?岁嘛西西梭……奴情哥哥，奴情妹妹”。《拜年》中的“新建的那房子哎哟喜洋咆洋咄，主家呀坐个?咳咳好屋哟场哪”。《喜事调》中的“头上盖的金呀金丝瓦呀，一沟阴来一沟阳”。又有花灯歌之《下四川》“是啃牛客?”。《当门一树槐》中的“么嫂嫂”。《绣荷包》中的“瞒着爹娘打黑摸”。《送郎送到豆林》中的“茄子打单身”。《盼郎》中的“情郎你在想那样呵?”《望郎歌》中的“头包丝帕病哀哀。”《闹五更》中的“妹儿!正好赶拢来呀，中堂里呀上哥哥什么子东西叫?”其实土家族的民族文化特性始终伴随着该民族的人们，在世代身处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活环境艰苦的大背景之中得以程式化隐现。并在繁衍族群与传承本民族文化时，日益积累并固化为一种土家民族特有的文化表象。我们透过花灯戏剧艺术里的方言这一语言符号媒介，可以充分地认识到土家族人民的贫瘠处显坚韧、朴素处显幽默的品行特征。秀山土家族人民勤劳而又勇敢，善良而又直朴，乐观而又幽默，也就造就了土家族人民的温婉细腻、善谋生计与憨实率真的民族本性。同时，反映在该民族的方言里即为一种充满亲切力与感染力的感知方式与行事原则，在经历冷静思索后对外在事物的客观把握与认识，不断超越日常生活的“可靠性情感”的限制，解构生活世界如是性的结构范式，并且在土家民族对于祖先的顶礼膜拜仪式及民间信仰习俗的作用下，直接引发了民众的抽象的思维方式与乐观豁达的处世态度。 　　另外，符号学的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语言本身还表现着某种文化意蕴，或者说是某种文化的象征。表现在花灯戏剧艺术里的方言，不仅直接体现了典型的文化地方性，即土家族民间祭礼文化，从而也进一步演绎为秀山土家族的文化象征。“文化的最重要的符号方面是语言――用词代替对象”。借助语言，人们能够从积累的、共享的集体经验中去汲取与获得知识，并且能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