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对道家美学抒情性探寻.docVIP

叶维廉对道家美学抒情性探寻 　　[摘要]在对中国美学的抒情性进行探寻的学术进程中，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的入思方式似乎并不入于主流之论而独辟蹊径。这里拟对叶维廉发现的中国美学的另一条抒情路线进行描述和评价。 　　[关键词]叶维廉 道家美学 抒情 直观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148-05 　　 　　20世纪70年代，叶维廉在比较华兹华斯名诗《汀潭诗》和山水诗人王维《鸟鸣涧》时，曾指出：“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观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调停而丧失其直接性”。他强调了景物直观在禅诗中的直接性，认为最能体现中国诗歌特性的正是山水诗对知性的排斥和对具体经验的亲近。 　　谈诗却避开主观情绪，同样具有海外游学经历的夏志清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其实中国传统诗歌也是一身‘情’、‘景’并重，王维那几首最为人传诵、带有禅味的有‘景’无‘情’的绝句，在中国诗里绝不多见，在王维诗集里占的比例也极小”。看来，仅以有限的几首禅诗立论证据不足，这遮蔽了中国诗歌的主流和本相，实在是以偏概全。他在批评中国旧诗时说，“中国旧诗之所以超不出定了型的情感，实在是中国文字宜于抒情，而不宜于‘戏剧’，是几千年来诗人们只向抒情方面发展的结果”。可见，夏志清是从表现的角度谈中国诗歌抒情特质的。而中国文字宜于抒情。这正是再现性叙事性极强的戏剧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中国诗歌是抒情的?以王维为代表的中国山水诗人，其情感表达方式是否合乎抒情传统?这是造成叶夏之争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学术分野之处。有必要首先清理这两个问题背后的一段学术史，以期更为准确地触摸抒情性在其间的踪迹。 　　 　　一、中国诗歌抒情性的确认 　　 　　以情论诗，是中国诗学的一个主脉。朱自清曾言“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又说作为“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早期虽然有鲜明的政治、教化意味，“但《诗大序》既说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隋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是‘言志’的同义语，意味究竟不同。”《诗大序》那儿早见“诗缘情”的端倪。直到魏晋五言诗的发达，才使得陆机得以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样普遍性的诗学语言，明确地以情感作为诗的特质之一。这也可以看出，早期的中国文学与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正统观念笼罩下，诗人终究觉得“吟咏情性”非止于礼义，有兴浮志弱之弊。梁裴子野作《雕虫论》就批评了当时这种“摈落六艺”，以“淫文破典”为功的现象。 　　中国文学在起源上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更是一个政治现象。即便“诗言志”这样后来带有个人情感内涵的命题，在早期却体现了政治功用的思想，“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都与社会或个人交往意图有直接联系。礼教乐制是规范社会活动和个人言行的准则，文学在这样的功利氛围下自然倾向于政治和道德的维度。载负着教化意味的文学实不足以引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观念。而现代学者确认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实有赖于20世纪以来西学的输入。朱自清就曾说：“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袁枚的影响，加上外来的‘抒情’意念――‘抒情’这词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涵义却是外来的――而造成的”他认为中国诗歌的抒情性得以确认一方面得益于传统内部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另一方面是外来抒情观念的影响。 　　在传统内部，中国文学中诗歌是正统(小说和戏剧之类的叙事文学，直到现代以来受纯文学观念的影响地位才得以提升)，抒情诗发达是自《诗经》以来的一个传统，正如袁枚所言“《三百篇》半是思妇率意言情之事”(《随园诗话》)；另一方面，随着早期中国诗学的纲领“诗言志”与政教的分离，诗人地位得以独立，诗学中的“诗缘情”一脉逐渐成了主流和经典。“诗言志”以来，经陆机的“诗缘情”到袁枚的“性灵说”，中国诗学对“情”的文学意义有着一贯的表述。 　　而朱自清所言的“外来观念”即指西方浪漫主义以来对情感的推崇。启蒙时代的康德就认为伦理上、宗教上、及哲学上的标准与艺术作品的价值毫无关系，在审美判断中遵循的是情感原则。这为浪漫主义的情感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当时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对传统“文学”中的合理成分与不合理成分进行了分割，他们对文学下定义时所运用的术语诸如情感、想像等等正是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浸淫下所产生的。这种新兴的文学观念对于当时人们发生影响的媒介是从英文或日文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潮史、文学研究法等方面的著作。当时人们引用最多的是西方近代坡斯耐特(Pos-nett)、韩德生(W.H.hundson)、亨特(Theodore W.Hunt)、温切斯特(Winche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