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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摘 要]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从而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本文最后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见解。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 二元经济结构 外向型工业化 失衡效应 加速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7-0069-07 　　 　　一、“刘易斯转折点”与“准刘易斯转折点” 　　 　　自2003年底以来，从珠江三角洲开始，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了常态，不仅技工短缺，普工同样短缺，而且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部门正好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电子、服装等加工制造业。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2007年第四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偏紧，求人倍率为1.46（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即三个岗位只有两个求职者。供需缺口较大的工种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制造工（求人倍率为3.87）、裁剪缝纫工（求人倍率3.46）、机械冷加工（求人倍率3.42）、普通生产工（求人倍率3.34）和推销展销人员（求人倍率2.80）。（《广州日报》2008年2月14日A16）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二元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为止。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此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转折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被迫转变。中国学者蔡?（2007a，2007b）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减少。目前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人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转移能力比较低。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亟待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但也有经济学家（周祝平，2007）质疑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他们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都还很低，农村还滞留着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上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变得日益困难，非农产业到底有没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断言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还有学者（唐茂华，2007）指出，根据刘易斯的论述，转折应当有两次。第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这种工资上升是由于传统部门变得更加富裕、使劳动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提高等外生变化所导致，而非源于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第一次转折因此可称为工资转折。刘易斯本人认为这次转折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次转折是由劳动力供求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内生变化所导致，可以称为供求转折，这次转折才是决定性的，按刘易斯（1989）的话来说，“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反对转折论者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并非意味着已经到达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顶多是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进入了一个制度工资开始上升，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的。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大可不必为此而恐慌。还有学者（刘建进，2007）指出，关于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与亚洲已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不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日本是1960年前后，当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中国台湾地区是197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7%；韩国是198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4%，而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0%左右。将我国目前工资持续上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称为“准刘易斯转折点”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出现视为与劳动力供求关系无关的外生因素（如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就业观念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