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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考核应着眼于人建设 　　新闻媒体现行的考核方法，最普遍的是打分制。这种方法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生活类报纸的崛起。由于当时的信息传递手段的局限，获取信息成为媒体最紧急的任务。打分制提醒记者多抓信息多写稿。打分制的实行促进了媒体信息量的提高。 　　随后，大量的报纸拷贝这种考核方法，甚至连一些严肃的大报都不例外。时至今日，打分制根深蒂固，成为各家报纸考核编辑记者最基本的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阅读兴趣的变化，这样的考核方法在当下却越来越捉襟见肘，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编辑记者创造力的发挥以及自我提升。 　　 　　量大为王，“王”却未必最优秀 　　 　　所谓打分制，就是对每条稿件都给出一定的分值，比如，头条是9分，头条下面的二条是5分，其余小稿是3分，简讯是1分。1分相当于10元，这样，编辑记者一个月的所得就由分数换算成奖金。这种方法能够提高编辑记者多抓稿、多写稿的积极性。同时，它简单易操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生活类报纸遍地开花之际，信息的短缺和匮乏是各家媒体面对的问题。大家愁的是信息，追逐的是发稿量。打分制提醒编辑记者量大为王，见报越多，收入越丰厚。所以，打分制的实行，有利于解决报纸信息短缺的问题。 　　以当年《扬子晚报》为例。开创于1986年的这张报纸从成立之初，就对信息表现出如饥似渴的需求，报纸上所有的稿件都堪称短、频、快。也正因此，当年它创造了一纸风行、在南京独霸江湖的神话。 　　但在今日，任何一家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却不取决于发稿量，因为它永远也比不上网络的海量存储。不过，我们的纸媒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考核体系也没有太大变化。 　　打分制沿用至今，近2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媒体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评估体系下生存。多采稿，就多拿钱。如成都某报：30篇以下，每篇5分；31至40篇，每篇10分；41至45篇，每篇20分；46至50篇，每篇50分。每分折合多少钱是一定的。写得越多，奖金就越高，最终鼓励的，仍然是发稿量。 　　量大为王，然而“王”却未必是报社最优秀、最需要的。目前的现状是，报社里得分最高的，往往不??最优秀的。很多上了报纸的，可能是垃圾信息或者无益于报纸美誉度的无用信息。由于报纸“天生注定”的滞后性，网络上的新鲜信息只有第二天才能在报纸上出现。搁置了一天的信息，其价值大打折扣，也无益于报纸的美誉度和竞争力。在信息泛滥的形势下，打分制显然已经与报纸的实际需求格格不入。报纸现在最需要的，主要是两类，一是独家信息，二是成体系的信息。而打分制，对这两类稿件的鼓励作用相当有限。反倒是很多雷同的信息在各家报纸上遍地开花，导致媒体的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 　　 　　打分制助推编辑记者的浮泛之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于打分制的着眼点在于量，而不在质，使媒体形成一系列不好的风气。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编辑记者的浮泛之风。在这种考核体系下，谁都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去琢磨一篇有质量的稿件。所有的人都会以尽量少的投入、尽量少的风险，去获得尽量高的产出，进而导致了各类低层次稿件的盛行。 　　邮箱稿件上版。由公关公司发往媒体的邮箱稿、红包稿，稍加改头换面，就堂而皇之署上记者的大名，有的甚至只字不改，直接扔给报社编辑。记者一样可以拿到分。 　　捕风捉影稿件有市场。出去采访的时候耳边听到一句话，或者电话里听某位经纪人说到一句什么，立即就可以敷衍成一个大稿。这种道听途说而来的“一句话”大稿在目前的生活类报纸上并不鲜见。有意思的是，随后记者还可以接着写主人公辟谣、经纪人辟谣、主角的朋友辟谣等诸多稿件。这类记者堪称低投入高产出的典范。明星走光、某个表情、某个动作甚至放个屁，均可以成为记者兴奋的焦点。这种以无聊当有趣的稿件，在娱乐新闻中竟然非常有市场。 　　这种浮泛之风，与读者对新闻媒体的要求相去何等之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新闻媒体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也是新闻报道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法宝。但目前，很多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恐怕连“三贴近”是什么都搞不清。低层次稿件的盛行背后，是低层次媒体人的不思进取。 　　 　　打分制催生报纸的同质化竞争 　　 　　可能是一种惯性思维吧，报社的管理者也常常陷入对信息需求的恐慌。最常见的一句批评语就是“这条信息我们漏掉了”。没有人问一声，为什么不能漏稿?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如果各家报纸报道的都是一样的信息，那么有必要存在那么多的报纸吗? 　　由于各家报纸追逐的都是信息类的低端产品，而这类产品的市场资源就这么大，导致报纸的同质化竞争倾向日趋严重。往往一件事情出来，各家媒体的报道如出一辙，就像事前商量好一样，谈不上独家，更成不了体系。报纸与报纸之间，没有多少风格可言。看一张报纸，就等于看了全城的报纸。在媒体，听得最多的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