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日本电影现代意识人道主义者黑泽明.docVIP

开启日本电影现代意识人道主义者黑泽明 　　[摘要] 黑泽明是现代东方电影的启蒙者与开拓者，是世界了解东方电影的一扇窗口。黑泽明的代表作《罗生门》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同时表达了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崩解而带来的人类普遍的信仰、信任危机的忧虑和反思。黑泽明在建构这一影像世界时疾呼、鼓舞人类道德的修复与灵魂的解脱。 　　 　　[关键词] 黑泽明 《罗生门》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8.007 　　 　　《罗生门》拍摄于上个世纪50年代，是黑泽明在二战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1951年此片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美国电影学会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无疑是对日本电影乃至东方电影艺术的一次巨大肯定。黑泽明以其反传统的视听语言表现手段和具有民族性的人文关怀表达了他对日本社会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一、导演对“信仰危机”的人道主义关怀 　　有评论说《罗生门》是对封建论理道德和武士精神崩解的嘲讽，亦有说它要表达导演对“私利”人性的理解。在我看来导演把矛头直指人类与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电影开篇即是在暴雨中破败的城门――罗生门下，一位樵夫蹲在地上，神情惊愕仿佛受到巨大的震动，嘴里一直嘀咕着：“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使他犯糊涂的这件事在他眼里比连年的战争、地震、龙卷风、火灾、饥荒、盗贼和死亡还要恐怖，比这些自然界施于人类的灾难还要可怕的是人心的沦丧，人与人之间深度的信任危机。 　　黑泽明对于文学的敏感嗅觉和他童年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他1910出生在东京，虽然只是中学毕业，但自小就受到艺术和美的启迪，这对他一生的创作都影响甚大。早在1934年进入电影公司做导演助理之前，他就已经以剧作家的身份闻名于日本文坛了，代表作品《达摩寺里的德国人》。《罗生门》电影取材于芥川龙之介的两部小说：《竹丛中》和《罗生门》。一位英国评论家曾写道：“该电影保留了小说多角度的叙述技巧，替每个人的自我叙述找到框架……内容来自于《竹丛中》，框架来自于《罗生门》”。电影编剧黑泽明和桥本忍在原作中三位当事人叙述的基础上增添了樵夫的叙述，目的在于以客观公正的角度澄清事件的真相反衬三位当事人的虚伪和自私。框架部分（罗生门里发生的事）起到结构、串联的作用，同时在情绪、氛围（暴雨、放晴）等方面配合剧情的发展。 　　影片的中心事件是武士被杀，由此三位当事人和证人对质公堂。然而他们各执一词，目的在于掩饰对自己形象和人格不利的一面，且当事人们对自己的“谎言”深信不疑。京都地区大盗多襄丸对杀死武士一罪毫不掩饰，但在为什么杀死武士的问题上却极力表现出其英勇、道义的一面；武士极力维护自己作为道德化身的形象，即便沦为鬼魂的他也要通过女巫之口强调是自己结束了生命，以此维护武士形象。真砂则试图表现自己的无辜与受害者的形象，掩饰她挑唆两个男人之间的搏斗这一事实。事实的“真相”由樵夫说出，即多襄丸在强暴真砂后动了真情乞求她做老婆，真砂作为弱女子无法做出选择，而让男人们进行搏斗。不料作为武士的丈夫非但没有维护妻子的名誉反而畏缩起来，并称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为其冒险。最终女人由自责、痛苦转为复仇，以“名誉”之由挑唆男人之间的厮杀。 　　如果观众认为故事到此结束，认为樵夫的言行就是绝对真理就大错特错了。黑泽明正是借助樵夫这一角色道出“人人都有罪恶”的深层道理。揭示这一层寓意的是同在罗生门下避雨的杂役，揭示的契机由“弃婴”引起。杂役为了生计强行脱去弃婴的外衣，被愤怒的樵夫制止。狡猾恶毒的杂役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樵夫的谎言，原来樵夫偷走了女人的短刀和梳子，怕卷入案件而不敢在公堂上讲出实情。这使得原本认为“人性本善”的行脚僧终于对人类失去了最后一点信任。深受日本传统文化熏陶的黑泽明不会让故事在道德沦丧的黑暗中结束。当杂役带着弃婴的衣服离开后，樵夫和僧侣站在罗生门下许久，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雨仿佛涤荡了樵夫的灵魂。他对僧侣说：“把孩子给我吧，虽然我已经有6个孩子，再多一个也是一样的辛苦。”僧侣感叹道：“谢谢你，我终于能够相信人了。”黑泽明认为人即使是在贫困的处境中也能战胜内心的自私和卑鄙，使人堕落的并不是环境，而是人内心的软弱和欲望。正如僧侣所说：“只有弱者才说谎”。 　　二、反传统的视听语言形象 　　日本传统电影受到其早期戏剧形态的影响，通常把人放到自然环境中进行观察，节奏缓慢，多用静止画面表现，景别以全景或中景镜头居多，表现人质朴自然的意识。而黑泽明的视听语汇则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取消一切带有法西斯色彩的条例，加快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电影业也进入了独立制片的昌盛时代。《罗生门》正是黑泽明在二战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1950年）。其二，黑泽明从童年时代便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岁中学毕业的他即参加了无产阶级美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