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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治中逆向参与机制 　　政治参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走进去”与“走出来”。前者是人民走进政策制定“黑箱”,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者;而后者,即所谓“逆向参与”则是决策者走出来,深入人民大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新加坡通过搭建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组织网络,物色具有奉献精神的基层领导,构筑全面照顾人民基本需求的制度机制,并与选举政治有机结合,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逆向参与机制。 　　 　　细密的基层组织网络 　　 　　华人在新加坡社会中占有多数,是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政治支持力量。1954~1960年间,党内左翼是行动党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桥梁。但在1961年,左翼宣布退出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人民行动党的社会基础大为削弱,在访问选区争取选票时常常受到民众冷遇,党内领导层因此决定学习左翼的做法,搭建基层组织网络,争取大多数华人的政治支持。 　　人民协会、劳资政委员会和民情联络组是新加坡基层组织网络的三个节点,分别对应基层居民、基层工人和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直接接触各阶层民众,掌握民情,收集民意,听取民智。 　　1.人民协会 　　人民协会是整个基层组织网络的核心节点,初建于1960年7月1日,经过十年耐心经营,中坚组织和底层组织不断扩展,1970年初步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人民协会基层组织网络(以下简称人协网)。形式上,人协网继承了英国的基层治理经验,接管了殖民者留下的28个社区中心。实质上,人协网将共产党的逆向参与机制注入社区中心,重建了基层政治。 　　1960年8月20日,李光耀在自治邦总理就职典礼上宣布扩建社区中心计划。今天,新加坡共设有107个社区中心(图1),覆盖和融合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年龄和收入群体的全体国民,减弱城市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重建左邻右舍、情谊互助的熟人社会关系,为基层民众的生活注入了活力。 　　人民协会整合了原来的宗乡会馆、商会、休闲俱乐部以及艺术与社交活动团体,针对不同群体、阶层的民众,建立了1800多个基层组织,让它们在社区民众俱乐部领导下活动,组织和动员人们参与社区活动,并解释政策、传达民意。这张全面、严谨、周延的基层组织网络,呈现为金字塔结构(图2)。这些基层组织将不同年龄、种族、收入的群体整合在一起,为之提供衣食住行用方面的种种便利,每个家庭、每个居民的生活得到全面周到、细致入微的照顾。有这样的执政机制,自然大大削减了反对派产生的土壤。 　　每个社区中心均由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运作,服务1.5万户,约有5万人。管理委员会由基层社区的村长、宗族、商业与宗教团体代表组成。后来,社区中心管委会成为所有社区俱乐部的管理者和各类基层事务的处理者。社区中心向基层民众提供各种休闲(健身、台球、茶室等)和学习机会(如缝纫、烹饪、电器维修等),也负责收集有关全国性事务和政策的民众反馈意见,还充当社区居民的紧急避难所。 　　人民协会庞大而细密的组织网络,是新加坡国家机器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把新加坡看作一个人体,社区民众俱乐部就是它的骨架,住在里面的人是它的肉体,公民咨询委员会是它的神经中枢,民众俱乐部管委会、居民与邻里委员会和社区发展理事会就是它的脊髓,社区民众俱乐部将基层人民的喜怒哀乐接手、分析、处理、综合,并传递给中枢神经,也就是总理公署,促使最高决策者对社会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制定适当的政策。 　　2.劳资政三方委员会 　　新加坡政府认为“只有和谐的工业关系,才能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大力推动在全国职工总会、雇主联合会与人力资源部之间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借此协调劳资关系,维护工业安宁。在这种合作主义机制中,政府居间主导,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既限制劳方的罢工权利,又防止资方任意解雇劳动者,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劳资政三方建立合作关系,使政府可以有效制定和推行各种有弹性的工资政策;既可以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促使资方让利,让工人分享经济成果,也可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说服工人减薪,大家共度难关;既有助于吸引外资和经济转型,也有助于稳定就业人口与经济秩序。1970年代至今的40年时间里,新加坡几乎没有发生过罢工事件,这个结果并不是靠武力压服而来的,而正是靠这套劳资政协商的合作主义机制实现的。 　　 3.民情联络组 　　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对现状不满、希望换人做做看的年轻选民人数增加,他们对执政党的忠诚度下降,导致人民行动党在1984年大选中得票率下降了12.6%,执政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没能更好地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因此于1985年4月15日成立了民意处理组,2006年更名为民情联络组。 　　民情联络组居中连接政府各部门,直接面向政府服务的消费者,它将自下而上的渠道铺设到政府内部,促使政府官员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