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社会调查统计迷思.docVIP

破解中国社会调查统计迷思 　　认识社会结构与解决社会问题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具体而言，社会调查的方法主要有4种，统计调查、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其中以前两种较为常见。统计调查属于典型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实地研究走的则是定性研究的路径，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适合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际社会科学界中的定量研究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以实地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常常得不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调查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常常有人把“社会调查”和“统计调查”混为一谈，认为“没有问卷、没有数据，就谈不上调查”――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统计调查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源于人们对于实地研究等定性方法的认识不足、了解不够。 　　方法之辩：定量的统计调查VS定性的实地研究 　　统计调查法是指调查者使用标准化的问卷、表格，通过直接询问或者由调查对象本人填写的形式收集资料，并采用统计分析等手段对资料进行解读的研究方法。统计调查之所以被广为使用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其方法论背景(实证主义、或客观经验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自孔德以后，斯宾塞、涂尔干们都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化方法，以数学化和统计性的形式为取向，以规范性、精确性、客观性为标准，对社会整体的各种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在很多人看来，唯有此法，才能使得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具有说服力和实用性的科学。第二，在近代数理统计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抽样调查方法，确保人们从总体中选取一部分代表进行调查，即可推论出研究对象的总体特性，进而达到从部分到总体、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目的。第三，统计调查是通过对大量研究对象的测量，获得“面”上的情况，具有概括性的描述能力与结构性的推断能力，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现象，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最后，统计调查通常都是在某一时间点、或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全貌进行研究，时效性相对较强，在社会状况发展变迁迅速、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具有更强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力，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学界研究、市场调查、政府部门调查的青睐。 　　尽管定量的统计调查具有以上种种优点，但也难免会有其自身的盲点和局限。比如在理解社会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统计调查就显得不够深入；而如果缺乏在这些方面的认识，就很难有效地回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公平和信任问题。又比如，想了解在一些制度性和结构性安排的背后，某类社会组织或某个群体内部的实际操作、运行情况、潜在逻辑，也是统计调查法力有不逮的。在这些领域和场合，实地研究往往具有统计调查所不具备的优势――即挖掘深层次的事实和事件背后隐含的意义。 　　与统计调查“从理论出发一提出假设一进行调查一证实(或证伪)假设”的演绎逻辑不同，实地研究遵循的是“从事实出发一收集资料―进行经验概括一提炼理论”的归纳逻辑。这就要求研究者“悬置”原有假设、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利用观察和访谈(特别是深度访谈)等方法，直接到社会生活中收集资料，然后依靠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和抽象概括从经验资料中得出一般性推论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到场”，即深入到研究现场、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之中，作为其中的一员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去体察，以了解社会事实的具体过程和内在机制，理解社会现象的含义和个体行为的意义。 　　“到场”这一做法造就了实地研究最大的优点，即，能够深入详细地了解事物全貌与“自然状态”(而非面对调查时蓄意呈现出来的状态)下的实际情况，比如某个人、组织或群体、某个社区或村庄、某种状况或事件的真实表现、确切关系、以及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即演变史)。在这方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民出版社，1957)、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商务印书馆，1994)、布若威的《制造甘愿》(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等著作都是广为熟知的实地研究的代表，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阶层、社区、群体和组织等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状况。而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也有大量实地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展现传统社会形态的《江村经济》(费孝通，商务印书馆，2001)、《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三联书店，2008)、《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等，以及体现了当代社会变迁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折晓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飚，三联书店，2000)、《大河移民的故事》(应星，三联书店，2001)等。 　　实地研究可以进行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也可以对某类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性研究。实地研究与统计调查的“解释”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发现的因果关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