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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比较研究方法论基础与XCP框架 　　 摘 要：虽然情境化研究认识到管理学中经典实证方法的困难，但其解决策略存在问题。比较研究的思路是对那些可以“变量化”的因素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将不能“变量化”的因素留在“比较”的领域中。比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实证研究。管理比较研究可以使用XCP框架，其中，P代表管理绩效；C代表管理行为；X代表难以变量化的环境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常见的包括文化、管理哲学、组织结构等。 　　 关键词：比较管理；情境化；XCP框架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97-03 　　 　　 一、管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管理实证研究的现实局限。理论可以看做是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1]。其中，“概念”和“变量”是有区别的，概念是对于单个现象或实体的一种表达或指明，它是抽象的、普遍的和不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观察到的，而变量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操作化和转化，使得原来抽象的概念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测量。毫无疑问，实证研究是目前管理学界所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在一个可以实证的理论中，必须将“概念”转化为“变量”，继而将“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假设”来表达，只有经过这样的步骤之后才能进一步的对假设的“检验”。由此可以看到，“概念变量化”是实证研究的关键。 　　 然而，现实管理实践中有些概念很难进行“变量化”操作，例如“文化”就是其中最难操作化的变量之一。沙因认为文化是：（1）一套基本假设；（2）由特定群体发明、发现或发展而来；（3）学习来应付组织外部适应与内部统和问题；（4）传授新进成员；（5）针对上述问题修正其知觉、思考即感觉的方式。《牛津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借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发展、锻炼、修养；或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可见，文化所包含的“维度”之多。 　　 “文化”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众多的维度，更重要的是“文化”还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即文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很难分开。《美国传统???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宗教信仰、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霍夫斯泰德则认为文化具有以下五种特性：（1）整体性；（2）历史决定性；（3）人类学概念相关性；（4）社会性；（5）内隐性。 　　 由此可知，“文化”这一概念很难“变量化”，然而，文化又是管理行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是经典的实证化方法在管理领域中面临的巨大障碍。吕力[2]基于还原论的观点指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普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通常是将一般管理问题还原为可观察、可测量的子问题，这些子问题代表了需要研究的概念的不同维度，而这些维度可以普适地适用于各种情境。但是，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人情”、“面子”等的考察表明，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体现在其背后巨大的、不可见的本体论规范结构，这种结构所包含或牵涉到的层面和类型非一般人可用简单的多维度分解来表述。这一局限性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涉及复杂情境的研究结果十分可疑，但现实管理往往确实处于复杂的情境之中。 　　 2.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观察的统计学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上述研究方法都可以经过一定的修正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无论是比较统计研究还是比较实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实证研究。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实证科学的基本目的是在混沌的世界里探索规律，找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真理。徐淑英[1]指出，人类有四种办法来获得知识，分别是通过神话、通过权威、通过逻辑和通过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求职途径既包括逻辑的、也包括数据和实证观察，经由此一途径所创造的知识更可信，因此它既有逻辑，又有数据的支持。要得到相对来说普适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舍此别无他途。 　　 然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由于涉及数量巨大的变量，而且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为环境对其进行隔离，从而抽取小部分变量来进行研究，导致了大部分管理学研究很难进行规范的实证操作。尤为重要的，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是相当多的情况下，管理的影响因素很难“变量化”，导致正统的实证研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仍以前述管理文化的研究为例，传统跨文化研究中曾提出过若干理论，包括克拉克洪与斯贝乔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强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以及舒华兹的10大价值取向，但上述理论无一不受到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