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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楷书字帖(二) 　　四、《雁塔圣教序》 　　陕西西安的慈恩寺大雁塔，建于唐代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其后一年，刻立《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前后两通碑铭，为了和其它几块同名的《圣教序》区别开来，所以称做《雁塔圣教序》或《慈恩寺圣教序》。 　　这两块石碑现在基本完好，嵌在大雁塔底层的南门洞东西两侧的碑龛里，（见图1）说嵌，是因为现在的大雁塔表面有一层很厚的包砖，是明代的装修，这样碑龛里的碑就好像被夹嵌在墙里面。两块碑高宽相同，都是148×69厘米。东面的是前碑，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书。碑额刻隶书“大唐三藏圣教之序”两行八个大字，碑文楷书二十一行，每行四十二字，碑额和碑文自右向左写。西面的是后碑，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永徽四年十二月书。碑额刻篆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两行八个大字，碑文字比前碑稍大一些，楷书二十行，行四十字，碑额与碑文排列方向和前碑也相反，由左向右写。碑冠下部刻有造型优美的佛、菩萨和四天王像，碑底刻有飞天舞乐图，碑两侧为富有变化的阴刻蔓草图案花纹。（见图2）当然我们现在去雁塔的时候只能看见紧闭的栏杆和紧裹在碑上的拓本。 　　《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楷书最后的代表作。过了一年多，褚遂良因为武则天立后的事情黜贬潭州，再过三年，客死爱州，这之间再没有石刻作品传世。 　　这件超级经典的石刻作品，书法水准不容我多说，就这两块碑的刊刻水平，也足以留传千古。刻者万文韶，之前就刻过《孟法师碑》；从技术水平看，我倾向《房玄龄碑》也是他承接的业务。他神乎其技的刀法，甚至在近几年成为书法研究的一个热点。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大正时期的书法家松田南溟（公元1860－1929年）与比田井天来(公元1872―1939年)，藏有两册雁塔圣教序的蝉翼拓本，昭和十六年（公元1941年）由书学院出版部出版，这就是在日本出版收藏界令人垂涎的“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三十年后这部法帖重版，当时一个叫荒金信治（号大琳）的大学毕业生买到了这本书，发现这部印刷极其精美的拓本上共有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见??3）这些密码一样的圆点正是松田和比田井每月一到两次，两三年里共同研修的结果。比田井天来的儿子南谷也是著名书家，在后记里他谈到这些点, 说是“真可惜没有问清楚”。其后在日本别府大学任教的荒金信治就开始了他近四十年的雁塔圣教序研究。后来，他和儿子荒金治在1997年、1998年与2006年去西安大雁塔进行原碑拍照，回来后把照片放大，发现了很多奇异的笔画，他们把这种笔画叫做“修正线”。（见图4）并于2003年5月由启照SHO出版部出版了专著《雁塔圣教序に关する记录》。2007年，荒金父子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8开本《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和《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记》，黑白制版，拓本与碑文照片逐字对照，另附序碑和序记碑整拓照。（见图5）这种研究和出版方式在中国褚遂良的研习者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荒金父子关于“修正线”的结论，概括地说就是：褚遂良贞观年间用非正书体（行书）写了碑文。后来左迁到同州，复职后再写一次碑文，但没有以前写得好，只能用以前写的作品来补笔，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而刻手万文韶一一照刻不误，因此原碑上出现笔画重复修正的痕迹。 　　这个观点，有赞同者，也有批评者，像刘正成在2010年夏刊的《书谱》杂志上，在完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对荒金的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驳斥。然而至今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我还没发现有说服力的商榷文章。 　　我认为，更多的关注原石本身，还原石刻的原始情境，分析石刻与拓本的因果关系，必将成为今后石刻作品的研究和学习的趋势。因此，荒金父子的研究方式值得在中国推而广之。当然，好的研究方式并不一定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荒金父子的研究方法有着致命的缺陷，导致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因为不是本文的关注点，故不赘述。① 　　回到《雁塔圣教序》的印本上来。我的择帖标准一直是：首选点画清晰，利于临摹者，版本价值还在其次。自唐宋到明清，捶拓的技术在不断提高，在原石受损不大的情况下，晚拓本往往优于所谓的宋元拓。《雁塔圣教序》的情况就是如此。由于选石精坚，存放得当，除了碑石最下部的文字有些磨灭，石面至今无大损害。而拓本印本极多，不胜枚举，这里只能根据经验，述其大概： 　　首先是所有的号称宋拓本，都被解密为明清，真正的宋拓本，似乎并不存在，起码是没见出版过。 　　前面提到的“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就是我心中的最强本，尽管不是什么很早的捶拓，但论字口的清晰，就没有见过能超过这个蝉翼拓本的。原本册装，每开只有两页，每页八个字。昭和时期的印本也完全仿照原拓的形制，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也套色印出。后来天来书院印了普及本，每页拼成四行，每行八个字，洗去了神秘感，但更利于初学（见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