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孩子们都很好》中道德规训.docVIP

论《孩子们都很好》中道德规训 　　［摘 要］ 2010年的美国电影《孩子们都很好》试图演绎一个同性恋家庭的正常生活。但是传统异性恋婚姻家庭的剧情模式实际上将同性恋家庭拘囿在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和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训之下，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达了异性恋相对于同性恋在家庭伦理关系上的道德优势。 　　［关键词］ ?《孩子们都很好》；同性恋婚姻；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家庭伦理道德；规训 　　 　　2010年的美国影片《孩子们都很好》讲述了一个同性恋家庭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忠诚克服家庭危机的故事。两位著名女演员担纲主演一对同性恋伴侣（妮可――安妮特#8226;贝宁饰演，朱尔斯――朱丽安#8226;摩尔饰演)，表演细腻诙谐。家庭危机和大团圆结局的情节则完全沿袭好莱坞传统家庭伦理剧模式，仅仅将异性恋家庭换成了同性恋家庭，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好莱坞电影工厂借一个非常老套的模式为同性恋电影变了个身，给观众上了一堂家庭伦理课。在支持和维护同性恋人权和生活权益的表象之下，影片中同性恋家庭危机的产生和解决都没有逃脱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和家庭伦理道德（异性恋为标准）的如来神掌。也许与导演和演员们的意愿相悖，影片并没有因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就成功地维护了同性恋的利益，相反，却表现了同性恋不得不委身于传统婚姻制度和伦理的宿命，不言而喻地传达着异性恋在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和家庭伦理道德上的优势。因此，也许是无意识的，影片操演了一场道德规训，不仅没有瓦解恐同症的意识形态基础，反而会刺激它的持续发作。 　　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排斥逐渐过渡到对他们的同情和包容，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认了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但是获得承认的合法化过程意味着接受一种同质化模式，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过程中，非主流与主流在目的和策略上发生了重合。在目的上，性少数派渴望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而社会主流在无法继续对其排斥的情况下则希望将其同化。双方都采取了将个体身份与社会功能分离的策略，即将性取向问题私人化，同个人参与社会的权利和功能相分离。性取向与性欲相联系，被看作纯粹私人问题，不应该妨碍个人追求幸福、参与社会和享受权利。婚姻似乎成了一个保全之地，家庭继续充当着福柯所说的“性经验与联姻的交换器”［1］。同性恋婚姻概念的提出及合法化，说明同化的道德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性取向的伦理道德底线让渡于家庭伦理道德。这或许可以推断为既存社会秩序向性少数筑起的另一道防线。同性恋诉诸婚姻获得合法性时，也穿上了婚姻的紧身衣，不得不接受现有婚姻制度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训。《孩子们都很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推断。 　　首先，影片中的婚内同性伴侣关系和婚外异性恋关系都恪守传统社会性别（gender）规范与家庭伦理道德。“同性”婚姻关系表现出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性关系对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顺从。两位女同性恋的家庭角色是“爱人/伴侣”和“妈妈”，但这只是基于对其生物性别(sex)的意识，这一意识恰恰体现了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规范制约。“性”作为“生理欲望”被自然化，与社会性别规范发生了分离。两位同性恋伴侣下意识地遵循着传统婚姻家庭的伦理道德秩序，扮演着“夫妻”：妮可男性气质明显，在家庭中的社会功能接近“丈夫”，主外和养家，事实上也乐于当家做主。朱尔斯具有明显的女性气质，履行“妻子”主内和持家的功能，在孩子出生后虽尝试个人事业，但屡屡受挫，朱尔斯因此对妮可心生哀怨，认为妮可潜意识里想让自己待在家中当“贤妻良母”。孩子已经长大（女儿年满十八岁，即将上大学；儿子也十五岁了），朱尔斯又想开创事业，准备从事园艺设计，却不能得到妮可的赞赏。同时，妮可也倍感养家的沉重压力。二人关系进入疲倦期。这时，两个孩子找到了他们的生身父亲――保罗，当年的捐精者。保罗的出现加剧了家庭危机。妮可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感觉自己在家中的权威受到威胁。保罗和孩子们关系融洽，还请朱尔斯负责他家后院设计。保罗的赏识激发了朱尔斯的叛逆，他也被朱尔斯的性感吸引，两人遂发生婚外情。妮可发现后，朱尔斯后悔莫及，立即断绝了同保罗的关系。朱尔斯努力争取家人原谅，在女儿离家上大学的前夜，她向妮可和两个孩子真诚道歉，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场面感人。电影结尾，送女儿去学校途中，一家人重归于好，一个家庭圆满的结局。 　　不难看出，片中同性恋伴侣的矛盾与传统家庭中男性权威与女性自我价值缺失导致的压抑和焦虑如出一辙。表面上这个家庭内部的问题与其他异性恋家庭并无两样――“很正常”，但是从这些问题与同性恋问题之间的纠结中，却可以发现传统异性恋制度对同性恋的规训。无论是在同性恋伴侣关系还是异性恋婚外情中，朱尔斯的女性特质突显，实现了“女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相应地，妮可和保罗的“男性”特质和社会性别得到了宣示。根据朱迪斯#8226;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