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红工夫”起落沉浮.docVIP

“川红工夫”起落沉浮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三大红茶中，滇红和川红完全是为了出口而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诞生。尤其是川红，这个中国三大红茶中最年轻者，它的历史脉络、起落沉浮，几乎就是红茶在我们这个茶叶之国尴尬处境的缩影。 　　“工夫红茶”和“功夫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于潮汕一带的所谓“功夫茶”是沏泡的学问、品饮的功夫。而“工夫红茶”则是以特殊方式制作的红茶茶类。 　　具有60年历史的川红工夫红茶重现江湖，其实不过五六年的时间，但时间并不是唯一的秘密。好茶的秘密，还在于孕育它的土地。 　　从宜宾驱车南行，这川南的丘陵山谷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大工业的污染。油菜花，瓦房，带着包头和围裙的老农，穿着蓝布褂子、系着围裙的妇女，几个世纪延续的农耕时代似乎未曾有过多改变，哪怕是在南广河边川红集团的茶厂，茶叶的制作，大致还延续着几个世纪古老工艺的传承。 　　和历史上的祁门红茶一样，川红工夫茶的诞生，同样是因为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为出口换汇，中国开始再次大规模出口茶叶。由于此前历经战乱，武夷山红茶产量几乎为零，为增加红茶产量。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茶人开始在四川和云南一带气候、地理环境适宜的老茶区生产红茶。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就是川红集团前身宜宾茶厂的元老。他们二人因为红茶而定居宜宾，成为四川红茶整个历史的见证人。 　　杨宝琛是石家庄人，至今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年因为日本人侵华，杨宝琛跑到重庆读中学。浙江人办的私立学校重庆农工学院(后并入到西南农学院)在重庆招收了两个班，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于是中学毕业后杨宝琛就考上了这个学校学习茶科。这一届学生有80多个人，来自全国各地，老师则多来自浙江，教授从绿茶到红茶各种制茶的原理和工艺。也是在这所学校，杨宝琛遇到了籍贯重庆的同学、他的妻子郑金贵。 　　1951年西南地区虽然已经解放，但剿匪还在继续，四川省尚未成立(四川省在1952年成立)，行政上划分成西南区，分川北、川西、川东和川南四个行署。当时为了向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换汇，国家开始在西南区设置了7个茶叶推广站，目的就是推广红茶。杨宝琛被分配到川东北大巴山万源县，那里是传统的绿茶种植区。郑金贵则被分配到宜宾以南的贵州怀仁地区。 　　“川南宜宾一带气候好，去年那么冷都没有下雪，非常适合做红茶。”杨宝琛说。万源一带虽然出绿茶，但山区气候不好，温度不够，不利于红茶发酵，最终到1953年还是改回了绿茶。在几年的推广实验后，最终认定，宜宾周边高县、珙县、宜宾和筠连4县气候最合适生产红茶。红茶作为一种重要物资，进入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中。 　　郑金贵说，那时候茶叶推广站周围都是原始森林，晚上还能听见老虎的咆哮，但却不能关门。原来当时贵州一带，农民烧的是所谓“棒棒柴”，也就是将一整根木头的一段塞到堂屋的火塘中，烧一截，推一截。由于木头太长，不得不伸到门外，门自然关不上。“木头屋子内基本没有床，屋子里只有一个大锅，煮一锅青菜，洋芋就埋在锅边的灰里。” 　　“当时印度和斯里兰卡大叶种茶全部用的是一芽二叶的标准，车间一进门就是一个一芽二叶的标志。”郑金贵说，“我们到处都宣传，卖了红茶，能赚钱，还能换回苏联老大哥的拖拉机和肥田粉，农民喜欢听得很……当时农民卖一背篓茶能换一斤盐巴就很高兴了。” 　　其实在今天，种茶依旧是川南一带农民的重要收入之一。现在山上一亩茶园明前可以收20斤鲜叶子，最少能赚1200元。如果不种茶叶，这种地只能种苞谷，除了人工和肥料，能赚几百块钱就不得了了。 　　1951年，川南7个推广站首次收购了上千吨毛茶，运到重庆茶厂加工，经由水路运往湖北。当时四川红茶没有出口权，全由上海出口，所以连商标都是上海的，名为宫殿牌(Palace)，只有一部分宜宾茶厂的三级川红(相当于高级红茶)被做成小包装，以“节日之夜”的商标出口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英国等国，还在罗马尼亚当做国庆用茶。 　　当时这种三级红茶。每斤差不多要3斤一级毛茶才能做成。“我们的红茶只有三级、四级，一、二级(相当于顶级红茶)很难评上。其实也不是没有，就是量很少。当时川红工夫之所以有质量瓶颈。主要因为工艺和采摘标准的问题。如今的川红工夫红茶已经不再仅仅用一芽二叶的标准了。在近年高端绿芽茶的启发下，红茶也开始用单一的芽来制作工夫茶。 　　由于气候适宜，四川工夫红茶的质量很好。那时候湖北的“宜红”有白毫，类似今日川红工夫茶中金黄色的细芽，营养价值高。由于川红质量好，武汉茶厂甚至还要求每年向武汉调几十吨红茶作为“宜红”的拼配。宜宾茶厂在1978年产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000吨茶叶，其中80％都是工夫红茶。 　　历史总是如此巧合。和1880年中国红茶从巅峰的急剧衰退一样，四川红茶从辉煌到消失也只用了20余年。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红茶出口还有配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