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绣花鞋》背后故事.docVIP

《一双绣花鞋》背后故事 　　四十多年前,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一部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传播到了国外。这部以解放初期反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曾被称为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这就是《一双绣花鞋》。 　　 　　《一双绣花鞋》创作前后 　　 　　《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说,1957年他就写过一部叫《南岭之鹰》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云南边境上一个反特故事。当时他年轻,精力旺盛,只用了一两个月就写成了,寄给重庆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 　　初战告捷,极大地激发起了况老的创作热情。火热的1958年,在郭沫若等老一辈文艺家的带领下,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那时正是大跃进时代,人人都卯足了劲,不仅钢铁高产、粮食高产,文艺作品也高产。作为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即后来的化工局)党组秘书的况浩文,工作很忙。白天上班,晚上开会,作会议记录,整理会议纪要,时常还要为领导写讲话稿,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也很难休息到一个星期天。当时他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房子,就住在由建筑工棚改造的宿舍里。况老烟瘾很大,但工资不高,只能抽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一双绣花鞋》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写出来的。 　　《一双绣花鞋》完稿后,况浩文先寄到重庆出版社王文琛处,但王文琛此时已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渔场劳改。后又寄到《成都晚报》,这时我国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年,四川省的大作家沙汀来到重庆,专门找了况浩文,并对他说:我女儿先把书稿(指《一双绣花鞋》)拿去看了,说好,我才接着看。沙汀又说,我在重庆总算找到一个会写小说的人了,我不懂刑侦方面的事,把书稿转给公安厅长,让他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内容。沙汀还勉励况浩文,你很能写,还这么年轻,千万不要放笔。当况浩文提出想多学一些文学理论知识时,沙汀说,不要读那么多,一些人这么说,一些人那么说;同一些人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叫人无所适从。你只要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好就行。恰恰就是这本小说及与沙汀的接触,为况浩文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此后,《一双绣花鞋》以口口相传、手抄本、剧本等形式流传于大江南北,直到2002年7月,才由重庆出版社正??出版。 　　 　　作者因之而获罪 　　 　　小说尚未出版,几家电影制片厂已接踵而至。首先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然后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最后珠江电影制片厂都明确表态,一定要拍,而且导演也到重庆来了,那时已经是1962、1963年了。重庆市领导很重视此事,为配合珠影的工作,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还亲自批了一个月的创作假给况浩文。在1964年冬天,况浩文仅用了21天时间就将小说按照导演的要求改写成了电影剧本,剧名起初叫《在茫茫的夜色后面》。《一双绣花鞋》是一个叫徐勤的评书演员讲开的,他认为这样说起来上口,通俗易记,也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剧本改好后,珠影开始物色演员,但此时已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开始后,电影拍摄也就被迫中止了。 　　这时,况浩文已从化工局抽调到交通局。但是一张来自化工局的大字报贴到了重庆市经委和文联等单位的墙上,说《一双绣花鞋》是散发资产阶级情调的灰色小说,是“大毒草”。并且由于与“文艺界黑帮黑线”沙汀有过一面之交,况浩文很快被划成“黑线人物”被抛了出来。班上不了了,况老被安排在局办公楼后面的工厂里“扳镙丝”。 　　当文革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况浩文被定为“四类”,即“预备敌人”,关进了“牛棚”。这件事让况老十分苦恼,明明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却被指责为“反党”,成为“预备敌人”,可以想象思想压力有多大。 　　当时他还听到传言,说文革中划的“分子”,一律要送去新疆劳改。那边气候寒冷,况浩文的妻子抱病连夜为他做了一件贴身穿的小棉袄,那时他家里已经穷得连想给生病的女儿买点白糖吃的钱都没有了。 　　粉碎“四人帮”时,久病不愈的况浩文正在疗养院养病,小说《红岩》的作者杨益言悄悄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平时不喝酒的况浩文,高兴得一口气喝下了二两白酒,吐了一大口血,病反倒好了。医生说,他那一大口血吐得好,把长期压抑在心中的郁闷之气都吐出来了。 　　文革结束后,《一双绣花鞋》得以解禁,电影文学剧本在1979年《红岩》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定名为《雾都茫茫》,该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和川剧等十多个剧种演出。 　　 　　流传民间,故事太多 　　 　　况老说,《一双绣花鞋》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体上说给人带来厄运的多,好运的少。因为文革期间传抄《一双绣花鞋》,有被定罪的,有被关“牛棚”的,有被“群众管制”的,有被开除团籍的,有被扣罚奖金的,不一而足。黑龙江一个读者从报上看到《一双绣花鞋》解禁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刻写信给他,讲述了因为抄《一双绣花鞋》被说成“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