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雄故土上神秘之丘.docVIP

象雄故土上神秘之丘 　　 　　 　　从墓葬中发掘出土的陶器和铜短剑 　　在对象雄文明漫长的的追寻道路上，人们一直在注视着地下的考古发现。 　　死亡也许是人生中最为神秘、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人类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存当中，古代墓葬是人们生前世界的折射。因此，考古学90%以上的研究对象，便是埋藏在地下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古墓葬，它们往往是揭开早已消失的古老文明神秘面纱的最为直接的科学证据。 　　在对象雄文明漫长的追寻道路上，人们一直在注视着地下的考古发现。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便已经开始注意寻找西藏西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迹。他曾在拉达克境内的列城（Leh）发掘过一种以“石板为盖”的墓葬，据他描述说：“墓葬内部用未经加工的石头砌成墙，……这些墓大约长1.8米，宽1.4米，深1.8米。陶器都是手工制品而不是用陶工车盘制作的。在残破不全的状况下发现的器皿似乎不足95厘米的高度和宽度。一些陶罐上装饰着深红色的图案。”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杜齐的观察极为细致，他注意到，出土的陶器中没有发现过彩陶，仅在陶器的表面有呈锯齿形、梯形以及其它形状的刻纹，推测“它们可能代表的是树叶及各种草类”。 　　杜齐还观察记录了这些古墓葬中出土的其它遗迹：“在每一座墓葬中都可以发现许多头盖骨，其数量从三个到五个或二十个不等，头盖骨呈长头形，可以与具有现代人特征的短头颅的头盖骨进行比较，还发现各种各样的青铜物品，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椭圆形珠子和顶部有三角形孔及挂环的铃形垂饰。在另一些物品中还发现了用假宝石制成的珠子及一些青铜碎片。” 　　杜齐的脚迹也踏上了阿里高原。他记述说：“在离冈底斯不远的卓玛山口附近，我们发现了另一座用石头环绕的墓葬，其所在位置海拔较高，这座墓设计成椭圆形。” 　　虽然杜齐的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揭示西藏西部历史上象雄文明的考古学面貌，但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继续追寻西藏西部早期文明遗存的重要线索。然而遗憾的是，在杜齐之后，这种追寻由于各种原因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1957年，中国学者开始踏上阿里高原，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科学调查工作。其后，1979、1981、1985等年度，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察队又多次对古格王国遗址（实际上主要为都城扎不让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成绩卓著。 　　但也许是由于古格王国的光芒过于耀眼夺目，几乎吸引了人们所有的视线，对于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的追寻，似乎反而被人们所淡忘。 　　直到1998年，在探索象雄文明的科学道路上，出现了一缕令人振奋的曙光。有消息传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札达县境内发现了一处名为“卡尔普”的古墓地，在这里清理出几座年代大大早于古格王国时代的墓葬，出土了几件完整的陶器。 　　1999年，我在拉萨罗布林卡内举办的“西藏文物展”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这批出土在象泉河流域的古陶器。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和杜齐所描述的情况竟然十分相似：陶器表面饰有深红色的图案、各种刻划出的纹饰、没有发现彩陶器……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预感：中国学者对于象雄文明的追寻与探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就是考古学。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让人从中感受到发现的无穷乐趣与刺激。 　　1999年8月，是阿里高原一个多雨的季节。8月2日，终于在几天连绵不断的阴雨之后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我和其它考古队员们第六次进入到阿里高原进行考古发掘与调查。 　　就在昨天，连日的雨天终于造成了恶果，一场猛然间暴发的山洪袭击了我们在山脚下设立起来的营地。营地旁边平时那条清澈见底、静静流淌的小溪，刹那间变成了一条狂暴的黑龙，以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夹杂着上游的草根、树枝席卷而来，吞没了我们的营地。虽然大家奋力“抗洪救灾”，将营地紧急迁移到河溪上游的高地――我们戏称这个新营地为“八一新村”――但是所有的帐篷都进了水，身上穿的衣服、脚下的鞋袜、地下的被盖统统被水浸透，弟兄们几乎是在又冷又湿、寒风沁骨的帐篷里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放晴之后的高原，又恢复了她美丽的面容，蓝天白云笼罩着绿草茵茵，清风扑面，纯净的空气中略带着几分青草的芬芳气息。抓紧这个难得的晴天，考古队员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分头开始工作。 　　我和我的老搭档李永宪一同前往皮央村作些考古调查。这个村庄因为皮央遗址的发现而著名于世，村子里的藏族群众也因为我们多次在此开展考古工作而成为了老朋友。 　　下午，结束了野外工作之后，我们开始沿着来路返回营地。途中，路过村子里的“恩吉拉”（藏语“医生”之意）家，这家人曾经是我们在皮央遗址工作时的老房东，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恩吉拉一家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喝茶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