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频度对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docVIP

交往频度对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 　　[摘要]目的：探讨社区退休老人交往频度对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取天津市南开区某社区60岁以上退休老人203名，采用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GC）和自编交往频度评价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t检验结果表明，与子女、亲朋、邻居交往频度高的退休老人其主观幸福感高于交往频度低者。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交往频度对退休老人心理健康水平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低龄老年组和高龄老年组显示不同倾向，经济收入在不同年龄组对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均见到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力劣于交往频度。结论：交往频度是影响退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由邻居、朋友获得的交往对提高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为护理干预提供了切入点。 　　关键词：退休老人　交往频度　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47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号：1672-5085（2008）5-007-04 　　 　　在社会老年学领域，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作为影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70 年代起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1，２，4～7］。社会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但社会网络的评价指标却因研究者而异。 　　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及体质的下降，逐渐从社会及工作岗位中退出，并且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接触日趋减少，而家庭成员(包括其配偶及子女等)、亲戚、朋友及邻居等则成为他们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2，4］。因此，本研究以与别居子女、亲戚、朋友、邻居的交往频度为退休老人社会网络评价指标，验证退休老人交往频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旨在为家庭养老及社区为老服务活动的开展护理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天津市南开区某社区60 岁以上退休老人（本地常住户口有子女者）。目前无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物质成瘾及明显的记忆与智能损害，能回答调查问卷的各项内容，同意参与该项研究。有效问卷203 份（203/210，回收率：96.7%）。被试平均年龄为70.50±7.45岁，最大91 岁，最小60 岁。其中60～70 岁(界定为低龄老人)108 人，(53.2%)，≥71 岁(界定为高龄老人)95 人(46.8%)。调查对象的总体分布情况见表1。从表1 可见，除婚姻和经济现状见到男女比例的差异之外，其他均未见到男女比例分布的差异。 　　 　　1.2 方法 　　 　　交往频度评定 采用自编老年人与人交往频度评价量表。在本研究中将“交往”界定为与别居子女、亲戚、朋友、邻居见面聊天或打电话，将“交往频度”分为不怎么来往=1分、一次/月以上=2 分、一次/周以上=3 分、几乎每天=4 分的4级评分，分值越大表示交往频度越高。 　　 　　主观幸福感评定以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 PGC)［3］为测查主观幸福感的工具。该量表共有23 项同意――不同意式条目，包含了三个因子：激越、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以下简称： 对年龄的态度)、孤独与不满。得分从0(缺乏信心)至23分(充满信心)，分值越大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 　　 　　问卷次序为一般情况、交往频度评价量表及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问卷由经过测查培训的居委会委员和家访医生入户逐个发放，当场测试，当场回收。对文盲或填写困难者，采用施测者问讯的方法帮助填写。全部数据使用SPSS 11.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t检验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个体情况对与人交往频度的影响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了与别居子女、亲戚、朋友、邻居交往频度在性别、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居住状况、住房面积、月平均收入6 个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各项交往频度均未见到显著差异（表略）。 　　不同年龄组和婚姻现状的交往频率比较结果显示（见表2），低龄老年组的与亲戚、朋友、邻居交往频度高于高龄老年组，差异达到显著性；无配偶组的与别居子女交往频度高于有配偶组，差异达到显著性。 　　 　　 　　2.2 不同年龄和交流频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不同年龄的PGC各变量比较结果显示（见表3），在PGC的“对年龄的态度”维度见到显著性差异，高龄老年组低于低龄老年组。 　　 　　根据交往频率总分(4～16 分)将交往频率分为两组：低频率组(4～10分)、高频率组(11～16分)，比较不同交流频率评价组的PGC各变量的差异（见表2）。从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交往频率评价组在PGC各维度及总体幸福度均见到显著性差异，低频率组低于高频率组。 　　 　　2.3 PGC多元回归分析 　　以PGC为因变量，采用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