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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在法律援助中的实现 内容摘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但由于每个公民的出身、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的差别，这种平等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标志。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应当将法律援助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多方位多形式宣传法律援助，培养好法治土壤，号召经验丰富的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为上访群众提供法律帮助，让法治的阳光照耀每一个角落，让公平正义洒满人间。 关 键 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弱势群体 法律援助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概述 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即正义，不平等即不正义。“哪里没有平等，哪里就没有自由”，“什么都不能战胜你们对正义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其他，而是对人类平等的信仰”。我国《宪法》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据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一是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律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二是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三是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也不得强加任何人法律之外的义务，并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之外的处罚；四是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由于每个公民原初状态，即出身、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并不总是平等，贫富差距造成权利受害侵害时寻求司法保护上的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对某些制度做出看似不公平的差别待遇，是正义的内在要求。罗尔期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每一个人对与其他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由于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得的，这些不平等就多少应给予某种补偿。补偿原则认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笔者将其称之为“弱势群体”。在特定情况下，明确承认不平等的存在，进而通过法律援助制度予以适度矫正，使弱势群体与之相对方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不是要损害司法过程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也不是要对弱势群体适用特殊的程序和规则，而是对法律赋予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给予实际保障。让他们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法治的阳光，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具体表现。 二、给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正当性要求 （一）弱势群体获得法律帮助权是程序正当性的要求 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律援助是弱势群体维护和实现其合法权益的权利。法律援助之成为一项法定权利，是以人权、平等、博爱等观念逐渐获得社会认同为前提的：既然人人“生而平等”，那么基于贫富差距在获得司法保护上的不平等就是不合理的；而如果连诉权的平等都做不到，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只能沦为空泛的口号。当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受到公权力机关指控时，由于“诉讼在制度上以两方当事者的对抗性辩论作为基本结构，双方以对等力量展开积极的攻击防御才构成程序的实质性内容。但在现实中双方的力量总是存在差距，尤其是经济方面财力的不同，往往导致有一方当事者不能聘请律师代理从而产生法律上对决的不对等局面。在这样的场合，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来帮助较弱的一方当事者提出主张和证据，但过分地介入辩论则会在法官的中立性、公正性上引起疑问。”因此，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是实现结果正确的过程本身所应具有的正当性。 运用司法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复兴利益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各国在人权立法和司法救济方面普遍加强了对弱者的关注与保护，使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出现了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1891年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犯罪被告人在法庭受审时享有律师帮助权，但这一宪法修正案在“沉睡”了四十年后，于1931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案才发挥了光芒。在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中，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全体一致裁决，律师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宪法第14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布莱克大法官在判决书中提出：“理智和思维要求我们认识到，在我们抗辩式的刑事审判体系中，任何一个被指控的人，如果因贫穷请不起律师，就不会受到公正的审判，除非法院给他指派一个律师。对我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