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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 清末民初民族资产阶级心态初探 作者：乔志强赵晓华 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年01期 　　提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发展时期，作为新兴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其蓬勃向上的一面，具体表现为：走向世界和与洋竞争的时代意识；探索独立与寻求集结的聚合意识；排除困难与锐意革新的近代企业精神。但受时代和阶级局限，新旧杂陈与进退交叉的矛盾性、软弱性仍是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心态的重要特征。对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做客观分析，将会有助于更加正确深入地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品格和历史作用。 　　清末民初，此处尤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民族矛盾空前高涨的社会形势和清政府颁行“新政”、“振兴商务”的刺激之下，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在此时期得到了长足进展，随着阶级队伍的进一步扩大，作为新兴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担当重要角色，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积极参与者。以下仅就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态做一些尝试性探讨，以期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评价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 走向世界和与洋竞争的时代意识 　　近代民族资本是在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刺激之下产生的，世界工业技术的先进和企业的丰厚利润极大地刺激了资产阶级逐利心理的发展，而新旧两种生产方式的强烈对比也使他们迫切要求弃旧趋新，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走出往日旧式商人封闭保守的圈子，积极寻求向世界的开放拓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已呈“今昔殊形，远近异瞰，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之势，“乃是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已作为社会思潮汹涌而来，在此种情势的影响和冲击之下，近代资产阶级要求趋新务变，摆脱闭锁状态、学习西方的意识更加明显起来。有人早已尖刻地指出：“海禁大开，国势大弱，决非可手八股、口讲章（句）而得以治国利民、折冲强御者”，“稍识时务者，要先着祖鞭，借鉴欧西，步武仿造”，〔2〕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张謇也发出了如下急切的呼吁：“世界经济之潮流喷薄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昔之为商，用吾习惯可以闭门而自活，今门不可闭也，闭门则不可以自活”。〔3〕 　　在如此紧迫的时代危机感驱使之下，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为了学习和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纷纷远涉重洋进行考察和学习：如时以“南张北周”著称的两大实业巨子张謇和周学熙都于1903年率先赴日本参观访察，归国后二人将其所感所得著成同名的《东游日记》，周学熙决心“以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欲以施诸我国”，〔4〕之后不久，周主持直隶工艺总局， 按日本商规制定《局规》5章46条，使得“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颇有明治维新之象”，〔5〕周学熙还建议袁世凯，要求州县官吏一律赴日本考察三个月，考察合格后再行录用；张謇也深感于日本的繁盛和巨变，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士大夫所当竞竞者矣”。〔6〕此后，出国学习考察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一种风气盛行， 例如著名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和棉业资本家聂其杰于1915年4 月以中华游美实业团正副团长名义赴美国参观巴拿马赛会并考察商务，旧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先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习化学，1912年归国不久后又赴德、法、英等国考察实业。 　　近代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切感到：“际此十九世纪后工商业演进时代，纵竭毕生精力以与各国抗衡，犹虞弗给，而宁敢泄泄沓沓以自列于天演之淘汰”，〔7〕为使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尽早摆脱落后， 与世界水平接轨，二十世纪初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踵先进国之跬步”，举办了如商品陈列所、劝业奖进会、劝工博览会等多种形式的商品赛会，在国内大兴劝奖竞争之风，如此“征集各省方物，陈列一堂，俾资比较而励观摩，复求改良而供参考，且遇外洋采运，既可作样品广告之场，欲求国货推销，尤当尽说明介绍之责”，〔8〕这些又从另一面显示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开放进取的心态。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开始积极热情地参加各种国际经济活动，他们曾多次参加了在全球各地举办的国际商品博览会，将之视为“国际之竞争，国度之表示，经济之发展，利权之恢复，胥在此一番聚精会神，勇猛精进之大事业也，”〔9〕正是由于他们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鼓吹，在1911 年的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的运展物品获奖者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2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 个纪念奖，〔10〕对经济落后的旧中国来讲，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的走向世界意识表明了他们在古老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奇变”的新形势下能积极顺时应变、锐意开放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