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国界的历史演变.docVIP

专题 历史视界 跨国公司国界的历史演变 经历几个世纪的纠缠不清，跨国公司的国界问题仍然存在较多暧昧和复杂。19世纪大量的国际商业都是世界性的。进入20世纪，世界性资本主义逐渐被更清晰的国家身份取代。二战后，跨国公司的各国子公司体现出更强的地方色彩，公司的国界再次淡化 Geoffrey G. Jones 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学教授 翻译 董姗姗 20世纪80年代，国际化生产和技术创新等核心功能的国际化分布、一些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雇佣更多的员工并能销售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事实都推动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促使“无国界的世界”这一名词的诞生。 20世纪中期，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有着清晰的国界，勿庸置疑母国经济掌握了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当代的跨国公司已有所不同，核心公司不再负责大批量生产的规划和实施，它们就象房屋的正墙，其后聚集了一群分散的公司系统来完成分散在全球的生产环节，公司的国界逐渐淡化。 经济学家和律师眼中的公司国界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跨国公司理论就是以国家为出发点，把跨国公司与起源国紧密联系在一起。1960年麻省理工的Stephen Hymer发表的论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不再只是资本套利者，而是牵扯了整套资源转移的外商直接投资，并强调了公司国籍的重要性。Hymer认为跨国公司需要具备某种“优势”才能在陌生的外国市场环境中经营和参与竞争，要是不存在关税壁垒之类的障碍，它们更愿意选择从事出口贸易。相对于本土竞争者，外国企业需要具备“专属优势”，这些优势依赖于它的管理、技术、营销能力和资金背景。根据约翰·邓宁的折衷理论，一个公司可以同时拥有“公司优势”和“国家优势”，后者取决于公司的母国。因此，德国跨国公司在化学和制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被归因于德国的科技教育系统。 当众多经济学家努力思索国界对于跨国公司是否重要时，律师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公司国籍的考察存在多种标准，在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国家法律系统中，注册地是国籍的主要考察标准，而在大多数受欧陆法系影响的民法系统中，是通过公司管理中心所在地来确定国籍。此外，律师有时会将公司股东所属国作为公司的国籍国，在战争时期或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通常会采用这种标准。公司高管所属国或公司大部分业务所处的国家也是一种可能的考察标准。但在国际法中，有关公司国籍的标准还很难统一。 历史长河中的跨国公司国界 现代跨国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果当前对1913年全球FDI（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估算是准确的，那么它大约占了1913年全球总产出的9%。这个比例随后逐渐下降，1980年只有4.8%左右，而后又显著上升，在2000年达到1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的全球化程度不如从前，因为现今跨国公司的投资严重忽略了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新兴市场，如中国、东南亚、巴西和墨西哥。 19世纪 企业的国界很模糊，大量国际商业活动不能用国家来归类；19世纪末期，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帝国对立升级，国家基础又变得重要 在19世纪，商业企业的国界含糊不清，对于大量的国际商业活动，很难用国家的概念将其归类。这种含糊不清源于那个时代的大量移民，人员和资本不断跨越国界流动。众多企业由外来移民创建，俄国的Nobel Oil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来自瑞典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在19世纪70年代定居俄国，他们通过引入现代技术对俄国的石油产业进行了改革。这个诞生在俄国的公司由瑞典家族成员管理，但总部和决策中心都在俄国，不受瑞典母公司的控制。除了俄国，公司股权还由其他西欧国家持有，德国的银行是其最重要的国际股东。 19世纪服务业的国际商业活动中混沌问题更加明显。在拉丁美洲，贸易和金融活动主要掌握在那些“世界性资本家”手中，他们常被称为“英裔阿根廷人”或“德裔阿根廷人”。他们经常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所建立的贸易和金融平台为在拉美或其他地区大肆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投资提供了基础，因此对他们的这些投资很难确定国籍。亚洲的情况与拉美有所不同，那些背井离乡的商人很少能融合到东道国的经济中，但这些公司的国籍仍然不明晰。例如1865年诞生在亚洲的“英国”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其主要创始人是一个融了英国、美国、德国和印度的“国际混血”，而其第一任经理却是法国人。 在国际商业中，缺乏清晰的国籍身份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再是优势，但19世纪的含混不清在某些公司依然存在。公司国籍的不明确不只是由移民企业家引起的。在没有外汇管制的环境中，公司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寻求资金，这通常也导致公司的注册地、股东以及管理者的国籍各不相同。伦敦作为那个时代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外国公司会定期来此融资。例如，加拿大的Brazilian Traction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