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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 我标志就是优质,绝对优质 　　『第六代』领军导演 　　贾樟柯 　　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主要导演作品有《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东》、《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其中《三峡好人》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他,早已名声在外,很早以前拍戏就不缺钱,他,被中国媒体奉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习惯性被人们称之为“艺术家”,他的影视作品依然被大众归之为“没有票房的文艺片”。二十年来,贾樟柯从地下到地上,在商业与艺术理想的夹缝中,在政治疼痛与人性缺失中,以充满个人特色的镜头语言,完成了对一代人精神生活的剖析和反思,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现实叙述。 　　 　　对话人 　　宋寻 　　南都娱乐周刊驻北京记者 　　 　　地下电影 　　“有理想的导演很多,但未必有能力” 　　年轻的贾樟柯用影像见证了汾阳的喜怒哀乐。有评论者称,贾樟柯对于中国电影最大的价值就是他“发现”了县城,并在由《小武》、《站台》、 《任逍遥》组成的“故乡三部曲”中形成了有鲜明风格的“县城美学”。然而这些特定而短暂的历史契机所造就的一个文化奇迹,只能在国外电影节上艰难而顽固地搏杀着…… 　　 　　南都娱乐:上世纪90年代,很多地下电影为什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贾樟柯:因为过去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只允许16个国营的电影制片厂来拍摄,那么这16个国营电影制片厂只有他们才能合法地生产电影,当然他们电影大部分投资是国家投资的,传达的都是政府声音,主流社会的声音。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有更多自由理想、民主理想,希望能够直接把真实的中国情况拍出来。这样的话就在这些所谓体制之外,年轻人开始拍电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反叛的、独立的这样一个运动。那时候产生了大量的影片,这些影片得到的结果一方面是同步地把中国社会的情况真实地表述出来;一方面它是禁止公映的,政府部门对这些影片有控制。今天略微宽松的环境,跟这十几年里面地下电影不懈地推动有密切的关联??? 　　南都娱乐:这种电影受众很小,你知道当时的地下电影都是什么人在看吗? 　　贾樟柯:受众群很窄了,因为你不能在主流渠道放嘛,最早都是一些地下的文艺工作者。在各个城市的酒吧里头,各个大学里面播放。后来就主要通过DVD传播。 　　南都娱乐:早期你的地下电影更多体现了在中国社会的改变中小人物的情感,好像很感同身受。 　　贾樟柯:我自己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非常认同、熟悉这样的人群,也关心这样的人。这些电影都是在讲我自己。我自己的电影、工作背景一直是谈中国的变革,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改革到现在,这个变革带来很大一个社会影响,大家在这个变革里面都要重新寻找自己。 　　南都娱乐:其实你的影迷最喜欢的还是早期的《小武》。其中那种不忿、痛苦和迷茫的情绪成了您前十年的电影的主题,也是一个符号,对过往的怀念会对你造成困扰吗? 　　贾樟柯:我拍我熟悉、我喜欢、我感兴趣的世界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困扰。比如说贾樟柯拍县城,拍出了特色,这是个好的评价,但是一个导演不能被这种荣誉所困住。当然《小武》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是我所有电影里面最通俗的一个电影。 　　南都娱乐:其实通俗的东西观众更容易接受一些。 　　贾樟柯:对,但是拍电影不能将就观众的最终要求,观众也要成长,观众也要学习,观众不是万能的,他不是一个标准,我们不可能为一个低标准去工作。当然低标准可以获得很多商业的回报,但是对一个有责任的行业工作者来说,不能一直在一个低标准里面。除了服务业之外,电影它应该还是一个引领人们精神,有敏锐的触觉能够发现这个社会人的状态、人的处境、人的困难这样一种电影。服务观众,是电影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它不代表电影的全部。 　　南都娱乐:有人说《小武》和侯孝贤早期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你自己认可这种说法吗? 　　贾樟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他拍早期电影的时候跟我拍早期电影的时候,虽然相隔了将近十几年,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社会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社会转型,他上世纪80年代拍片是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我拍片的90年代是大陆的社会经济转型。在转型过程里,两岸的年轻人生活状态有很多相似地方,所以你会觉得,甚至侯孝贤电影会跟大岛渚有相似之处,因为60年代的日本也在转型。虽然隔了很多年,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同样一个转型期。但他真正对我的影响是在于我对电影的理想方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商业电影迷,我学电影也是非常想拍商业电影,但是看了他的电影之后,我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南都娱乐:所以当初就算禁拍期还没有结束,也要冒着风险拍摄《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