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生命绝境谢飞飞越死亡谷.docVIP

走进生命绝境谢飞飞越死亡谷 　　 　　谢飞，广大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导演，先后拍摄了《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日出》等多部影视剧，是我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3年4月，谢导不幸感染了“非典”，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治疗的2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与医护人员一道不畏病魔，共同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最终走出了死亡谷，于5月16日平安出院。 　　5月18日，谢飞向笔者独家披露了他在“非典”梦魇中的日日夜夜…… 　　 　　感染“非典”，我感觉一只脚已踏进了死亡的门槛 　　 　　4月16日，我在北京一家医院检查身体时，不幸感染了“非典”。在此之前，我一直忙着给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上课，并在准备新作《豪门惊梦》的送审工作。在医生的要求下，我立即停下了手头的一切工作，进入隔离状态。4月22日，我被转到了北京地坛医院，作为“非典”疑似病人被隔离治疗。 　　病房里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都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和护目镜，像一个个太空人。我看不清他们的脸。第二病区的主任李兴旺对我说：“您在这里安心治疗吧，有什么困难就向我们提出来。” 　　当时，我的病情非常严重，发烧、胸闷、呼吸困难，胃部痉挛，食欲不好，而且，我还是这个病区里年龄最大的患者。我看过一则报道，在已死亡的 “非典”患者中，老年患者占65%以上。尽管还没被确诊为“非典”，但我心里 沉甸甸的。 　　医院立即安排医生为我进行治疗，打针、吃药、抽血、量血压……我尽量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然而，我的内心却很不平静，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死亡的恐惧充斥着我的心。医院专门为“非典”患者请来的营养师配制了饭菜，我想多吃点保持体力，但怎么也吃不下。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就这样倒下去了？我才61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 　　那天晚上，到半夜我还没睡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出神。我的主治医生蒋荣猛过来查房时，坐在我的病床边，耐心地说：“谢导，您别担心，您可能患的只是一般感冒，过几天就会好的。”听了蒋大夫的话，我稍微有些宽心，侥幸地想，也许自己真的只是一般感冒。 　　入院后，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市政府、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的领导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我的病情。我的亲戚、同事、朋友和热心的观众也不断地打电话问候。因为要不停地说话，大大增加了我的耗氧量，呼吸经常变得急促。每接完一个电话，我的脸就变得通红，还不停地咳嗽，很不利于治疗。在这种情况下，蒋大夫没收了我的手机，说：“等您病情好转时，我再把手机还给您。”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对他的举动表示理解。 　　那时候，北京正处于发病的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有患者被送进第二病区。4月26日，医院为我做了全面检查，我被正式确诊为“非典”患者。尽管结果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但当医护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还是不能接受。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回过神来，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在我的一生中，我很少流泪，我一直很坚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但是现在，我却感到了绝望。我深深地知道“非典”这个黑色瘟疫的厉害，不少患者已经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身体素质和免疫力都很差了，能抵抗得住病魔的侵扰吗？自己能走出死亡的阴影吗？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感到死神正一步步地在向我逼近。我头昏，做噩梦，整天昏昏沉沉的。医护人员和病区里别的患者们一句很随意的话，都会让我惊恐不安。因为吃不下饭，我感到浑身瘫软无力，医生给我打针时，我连坐起来都感到困难。见我精神状态这么差，医生开导我说：“谢导，其实 ‘非典’并不可怕。只要你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非典’是完全可以治好的。”我知道他们在安慰我，有气无力地告诉他们：“我可能逃不了这一关了。” 　　那天下午，一名50多岁的“非典”患者康复出院了。临走时，医护人员安排他为我“现身说法”。这名患者说：“谢导，我刚进来时，病情比你还严重，现在不是彻底康复了吗？如今医学这么发达，‘非典’是可以治好的。”从他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生命的火花在闪烁，生活的信心重新被点燃了。 　　 　　抗击“非典”，病房里唱响一曲生命的赞歌 　　 　　4月28日，我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许多，高烧到了39.4℃，胸闷，呼吸越来越困难。医护人员赶紧给我插支纤镜，发现我的肺部有一片阴影。情况非常危急，他们迅速采取了紧急治疗措施，立即为我输液，但我的体温一直降不下来。 　　因为高烧，我什么也吃不下，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我的体质越来越虚弱，连说话都感到十分吃力。我的喉咙里堵满了痰，想吐却吐不出来，脸憋得通红。见此情景，在主治医生的安排下，护士马晓静赶紧拿来吸痰管为我吸痰，她用左手把塑料吸痰管插进我的喉咙里，右手握着吸痰管末端的呼压机，手一下一下地捏着呼压机，吸痰管慢慢地把浓痰搅碎，再一点一点地抽出来。整个过程中，小马与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