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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机制化与发展中国家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倡议召开20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并迅速提升为G20峰会。经过华盛顿、伦敦两次G20峰会之后，匹兹堡峰会决定把G20峰会转为机制化安排。G20峰会机制化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斗争的产物，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结果，同时，G20峰会机制化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挑战，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巩固G20峰会机制的成果，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 　　关键词：G20峰会；机制化；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186－03 　　一、G20峰会机制化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产物 　　战后。发展中国家一直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斗争。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拉独立自主的经济。”此后，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成立了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和原料生产国、输出国组织。如1960年成立的欧佩克，该组织多次以石油为武器，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以减产、禁运和提价等手段，限制石油出口，最终迫使西方国家改变中东政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与发达国家进行直接对话。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于1964年3月召开首届贸发会议，而且在这次会议上还形成“77国集团”，为后来的联合斗争奠定了基础。后经第19届联大决定，贸发会议正式成为联大的常设机构。但贸发会议毕竟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受到联合国中力量格局的制约，而且这种安排并未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直接对话，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自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斗争进入新阶段。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发展中国家提出全面改革国际经济关系的纲领和行动原则，并深入到国际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改???。这标志着南北关系问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1975年在巴黎召开部长级“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参加国有19个发展中国家和7个发达国家及欧共体。这是南北之间的首次高级对话。1977年，在第二次部长级国际经济会议上，南北双方达成两项协议：建立稳定原料价格的共同基金；向最贫穷国家提供10亿美元特别援助基金。但在其他重大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南北对话出现逆转。1979年，“77国集团”提出，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就资金、贸易、能源、原料和发展等问题举行全球谈判。尽管联合国接受了该建议，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反对，未能就谈判议程达成一致，全球谈判未能举行。 　　虽然南北经济矛盾日益加深。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所降低。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其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6％和5.3％，高于发达国家的5％和3.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到1979年，其制成品出口比重已增至21％。1981年，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在坎昆召开峰会，探讨国际合作和发展问题。这是最高级别的南北对话，但由于当时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发达国家拒绝恢复全球对话，会议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此后，南北对话实际陷于瘫痪状态。 　　20世纪70年代中，随着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困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应运而生。到20世纪80年代，G7已形成机制化，开始主导国际经济格局。最初，G7主要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后扩展到核裁军问题、东西方关系和人权等国际政治问题。苏联解体后，俄总统叶利钦多次应邀参加G7峰会，逐步形成“G7+1”模式。1997年，叶利钦以正式身份参加会议，并首次以“八国首脑会议”名义发表最后公报。这样，G7开始向G8演化。但在经济问题上，G8依然保持七国体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G8集团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在2002年G8峰会期间，不仅俄罗斯被接纳为正式成员，而且一些非洲国家应邀出席有关会议。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印、俄、巴西等国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演进。2003年，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G8集团在峰会前与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在2005年G8峰会上，胡锦涛应邀出席了G8集团与“展望五国”举行的南北领导人对话会。这种模式被称为“G8+5”。在以后的G8峰会中，都穿插举行G8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但这仍然是不平等的对话模式，会议仍由G8主导。在2008年G8峰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