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官人”身份纠结.docVIP

“文人”与“官人”身份纠结 　　宋嘉?年间，江苏泰州人许平死了，葬在真州（治今江苏仪征）扬子县甘露乡某处原野。许平生前任海陵县主簿，主管文书，辅佐县令，位卑职低，在冗官成灾的北宋，简直像一颗小小的芝麻，连官都算不上。 　　王安石却慧眼识珠，情深意长地给他写了一段墓志铭：“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哀悼许君有才能而居下位，像这样离俗独行之士，命运多舛，仕进壅隔，“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而卒”。王荆公很是纠结：怎么到了这个职位就完了，是谁在主宰这些读书人的命运，“谁或使之？” 　　王安石不是伤许平的死，他是在“呜呼”所有个性文人的命运。在他看来，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儒生，是不能成为“士”的。他写了篇《读孟尝君传》，力排众议，把孟尝君选拔人才的标准奚落了一番，认为他所招徕的“人才”无非是“鸡鸣狗盗之徒”。荆公认为，“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悔，困辱而不悔”（《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只按照自己意志行事，被人谩骂讥讽和欺辱却不悔恨，才是真正的“文人”。王安石提高了文人的标准，要踏入“士”这道门坎，说白了，行动上要“特立独行”，思想上要“卓荦不羁”，这就与传统礼教相去甚远。宋以文立国，以诗赋取士，数不清的温柔敦厚的儒生，亦步亦趋，鹦鹉学舌，铸成了这个庞大帝国金字塔的基座。读书人引以自傲的，是知识不是思想，达到思想顶峰的人寥若晨星。而王安石却要求“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游褒禅山记》），要他们像自己一样时常保持清醒，“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千秋岁引》），要读书人在浩浩卷帙之中，提着灯笼找思想，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 　　王安石把自己站立成一棵孤零零的树，独立于儒林，俊秀、挺拔、坚硬，“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孤桐》）。王安石这棵“个性”的“孤桐”，枝繁叶茂，迎风招展，很快便引来一片骂声。最先骂他的是苏洵。他写了篇《辨奸论》，杜撰经典，假托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见王衍事，骂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把他说成野心家：“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最后抓住王安石私生活大做文章，说他不修边幅，囚首丧面，形象委琐，是为大奸：“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对《辨奸论》的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争论不休。邵伯温（1057-1134）的《邵氏闻见录》收录此文，署名苏洵。因苏洵于王安石变法前三年去世，故清人李绂在《书〈辨奸论〉后二则》（《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以为此文为邵伯温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之作。此说一起，聚讼纷起，真伪之辨，成为学术争鸣热点。 　　是谁骂王安石不太重要，但骂人的方式值得商榷。南宋的朱弁（?-11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江西婺源人）推崇司马光，虽然对王安石不满，但对把隐私和人品扯上干系的骂法却不苟同。他所著《曲洧旧闻》卷十载：“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则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何谓是也?”王安石生活邋遢，长时间不洗脸，不漱口，不换衣服，不洗澡。生活上的不修边幅，却让苏老泉拿来作为攻讦理由，确实也“下三滥”了些。 　　骂王安石最厉害的，其实是宋朝皇帝。宋高宗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理宗更不解恨，淳?元年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销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其实高宗是没有多少资格评价王安石的。他的执政业绩在宋代实在一般，绩效考核至多也只能算作基本称职。皇帝为什么要骂？其实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南宋在检讨造成危亡的原因时，将责任上溯到安石，于是王安石成为南宋重新收拾人心，聚拢民意的替罪羔羊；所有的皇族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王安石成了牺牲品，臣民又可“人思宋德、天眷赵宗”。宋理宗把王安石“请”出孔庙，其实是做了件天大的好事――让他和其他五人分清界线。本来王氏和他们“合并同类顶”，就是一件滑稽的事情。道不同不相与谋。让天下读书人同时膜拜这六位，如同老百姓既拜关公又拜李逵，书生们不会答应；那五位温柔敦厚的老先生，倘若活着，也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骂者气急败坏，说明王的改革确实触动他们的利益。作为文人，王安石是个例外；作为官人，王安石也是个例外。整个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