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学会昙花一现事业.docVIP

强学会昙花一现事业 　　1895年8月17日，一份神秘的报纸开始在京城的官僚士大夫间流传。 　　 　　这份报纸叫做《万国公报》，文章分为学校军政各类，形式与官府邸报相仿。报纸的稿件除转录其他报刊外，每期都有论说一篇，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大谈变法维新，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同时也不乏对于开矿、铸银、制机器、造轮船、筑铁路、办邮政、立学堂、设报馆等新鲜事业的论述。 　　 　　《万国公报》每两日一期，由京城发送邸报的人连同宫门抄分送给在京的官员们。最初，许多收到报纸的官员并不知此报的由来，有人揣测出自总理衙门，也有人揣测出自外国公使馆。后来，当人们得知这份报纸乃是出自南海馆（康有为在京寓址），而办报之人，就是之前曾在公车上书中大出风头的康有为师徒时，无不大为震惊。 　　 　　当初，康有为以洋洋洒洒万余言阐述其变法主张的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后，不由得深切体会到变法环境的艰难。他感到，那时国人虽然“敌忾心颇盛”，但却“懵于世界大势”，甚至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外国的政事风俗都了解太少，几乎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而堂堂的京师却无人敢于创办报纸，以开通知识、更新风气。 　　 　　在新政遥遥无期，而他心灰意懒，几乎要离京南归的时刻，康有为又被几位朋友以“变法还大有可为”劝留了下来。于是，为了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康有为便跟他的弟子梁启超、孟麦华等决定创办《万国公报》。 　　 　　然而，当康有为下定主意后，一系列现实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办报的资本从何而来？印刷设备从何而来？报纸刊出后又如何发送到各衙门的官员手上？ 　　 　　筹款 　　考虑之后，出身广东官宦望族的康有为决定每日自掏腰包，出白银二两，暂时维持着初期的经营。那时，根本没有购买印刷机器的财力，况且京城中人也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东西，只得从《京报》馆托用了一幅旧的粗木板雕印。报纸印出后，他们筹以薪金，央托发送《京报》的人，随宫门抄分送至在朝士大夫，报费则全部免收。 　　 　　1895年8月《万国公报》的创办，对于康有为而言，仅仅是个开始。他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畏惧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所以风气转移极难。康有为认为，若要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因而，办报之外，并不满足的康有为还要在北京组建学会。 　　 　　一月之后，每日发出的《万国公报》最高峰时已达三千张。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这时，康有为认为士大夫们耳目已通，组织学会的时机业已成熟。 　　 　　按照设想，将要组建的强学会将会涉及报务、学务、选书等更多事务，所需经费必然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目，这便成为困扰康有为的又一问题。《万国公报》创立之初，全部费用均由他一人捐款，后来虽有陈次亮、张君立等解囊相助，但“每期二金，积久甚多”，到当年八月时，康有为已是“尽典衣给之”，几无离京盘费。 　　 　　为了筹集资金，康有为决定在京城士大夫间进行游说。于是，他开始频频发起“游宴”活动，试图通过宴会的方式结交朝中人物，并解释成立学会的构想。在他看来，在这个普遍缺乏教育的国家内，士大夫们是最能领导变法革新的一个阶层，他说：“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如果在外省设会，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就已轻易地阻止，甚至置组织者于死地，而在京城中发起学会不但并无此虞，还会“得登高呼远之势，可得四方响应”。 　　 　　当时，与康有为往来较密的刑部员外郎沈增植、户部郎中陈炽等均力赞此举。尽管刚开始时，康有为连续三次的“游宴”都徒劳无益，但不久之后，这种筹款游说便大获成功。 　　 　　1895年9月，康有为又与陈炽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内阁中书）、丁玄钧、沈增植、沈曾桐兄弟、张孝谦等参加宴会。宴会上，大家即席约定每人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元，并当场推选陈炽为提调，负总责，同时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学会的序文和章程。 　　 　　自此，宴会日益增多，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追述起当日的情形时说：“于是，三日便一会于炸子桥嵩云草堂，来者日众。”一些高级官员、外国使节及传教士也纷纷参与进来，资助筹备学会：“翰文斋愿送群书”“英美公使愿大助西书及图器”。与此同时，康有为又发函给各地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随即各捐五千金，乃至宋庆、聂士成等武将亦捐来数千金，其他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这些捐款使学会的财政变得充裕，会员们每十天定期集会一次，听取有关时事的公开讲演。这时，康有为也不免憧憬起学会未来的前景，他想到待其光大之日，“开书藏”“派游学游历”等等，这些希冀已久的事业将会一一实现。 　　 　　变法 　　于是，以强学会为标志，一个京师高级官员的俱乐部正在渐渐形成，其成员分别来自军机处、总理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