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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调节初次分配路径选择 　　摘要：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在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中，初次分配是主要原因。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初次分配的作用，应对税收的职能重新定位，把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的功能转向筹集财力与调节分配并重。 　　关键词：初次分配；税收制度；调节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45-03 　　 　　 一、当前我国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间接税比例偏重，直接税比重偏小 　　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人均GDP水平为789美元，美国为815美元，英国为717美元[1]。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4 400多美元，但我国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形式征收的税收仍占主体，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近七成，而直接税不到30%。特别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201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仅相当于GDP总量的1%，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6.6%，而2007年OECD成员国个人所得税占GDP和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9.4%和27.7%左右[2]。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就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效率有明显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准消费型增值税、不可扣除的消费税和营业税造成了政府在生产环节对部分GDP的多次征税，导致了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生产税的过分增长。过去三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近15%，而职工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7.7%[3]，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利润空间，影响了劳动报酬。有人计算如果7 000元用于消费，那么需缴纳的间接税最高可达3 918元[4]。 　　（二）总体税负偏重，结构不合理 　　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P在2 000美元以上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 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佳宏观税负为30%[5]。2009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为68 477亿元，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的数据，2009年，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在内的全口径政府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从单税种来看，我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标准税率为17%，和周边国家相比明显偏高，是新加坡和泰国的2.43倍，是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1.7倍，是菲律宾的1.42倍[6]。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税负显然超出了经济发展承受能力，也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分配。1996―2007年，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分配的比率由16.5∶16∶67.5调整为19.5∶22.6∶57.9，居民分配比率下降9.6个百分点，而政府和企业分配比例则分别上升了3个百分点和6.6个百分点[7]。 　　在总税负偏重的情况下，还存在区域、产业、行业间的税负结构不合理问题。在区域税负方面，由于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生产销售企业主要位于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这就出现了税收向生产地集中、税负向消费地转嫁的现象。再加上“总部经济”的发展，使所得税跨地区转移，导致税收与税源背离，东部地区以及中心城市成为税源的“富矿”，而广大的中部地区则成为税收“洼地”。如北京百元GDP含地方级税收收入达到16.9元，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7.7元[8]。在产业税负方面，由于第三产业的主体税种为营业税，而其适用税率按行业不同分别为3%、5%和5%~20%三档税率，相比第二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税率已较高，还不能扣除实行全额计征、出现重复征税的部分，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税税负已达30%以上[9]，抑制了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发展。在行业税负方面，国有垄断行业获取了超过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盈利，目前对国企的税后利润征收不超过10%的国有资本收益金之外，没有利用其他财税手段加以调节，而且收取的收益金绝大部分还是用于该行业发展，未能真正惠及民生并使全体国民从中受益。 　　（三）不同税种均体现出收入差距逆向调节的现实 　　1. 增值税。增值税涵盖生活中大多数商品，当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时，容易发生税负转嫁，作为需求方的社会公众要承担大部分税负。由于低收入阶层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其收入用于生活品的份额较大，而富裕阶层恩格尔系数比较低，其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