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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孤独 自记事起我就体弱多病，头疼头昏、肚子疼、流鼻血陪伴我走过婴幼儿、儿童、少年和青年时代。大概有三岁吧，我肚子疼得厉害。那时的老家山大沟深林密，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父亲背着我去梁沟找一位草药大夫给我诊治。那时的狗似乎比人还多，经过寨弯大姑家下面的田埂小路时，五六条凶恶的大狗狂吠着猛扑而来，尽管大姑手拿长长的竹竿奋力驱赶，可狗们前赴后继谁也不甘示弱，我望着狗们的血盆大口，听着狗们撕心裂肺的狂吠，蜷缩在父亲的背上瑟瑟发抖。我第一次感觉到那样的孤独无助，从此就一直怕狗。 上学了，我几乎每月都要请病假。那时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金贵，在学校生病了给老师请个假就自己回去，从来不会有家长去接送孩子。大概上一年级吧，有一天我头疼的厉害，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家。那时的学校在寺梁山上，家和学校之间全部是羊肠小道，需要经过两条小溪，爬上有七个拐的一段陡坡，整个两三公里的路上荒无人烟。头疼的我在这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路上蹒跚而行，孤苦伶仃包围着我，向前走几步就坐下来歇歇，再向前走几步。汗水一颗颗滴在路上，一阵轻风吹过我感到彻骨的寒冷。 终于回到家里，可是门是锁着的，父母又去挣工分了。我瘫坐在门墩上，头耷拉在膝盖上，过往行人探寻的目光扫过我的身体瞬间即逝。只有邻居何家奶奶时常会前来询问：“明，又头疼啊，你渴吗？要喝水吗？到我家屋里坐吧。”我不想说话，摇摇头。我很渴但不想喝，也不想去她们家里。因为我是抱养的，母亲非常忌讳我去他们家，生怕别人教唆我将来不管她。母亲生性多疑，我一直认为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也从来没有人教唆过，可她就是不放心。爷爷奶奶从来不会关照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野孩子。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只有母亲没有在我面前说过“野”字，就连父亲有时也骂我“野八噜”。这也许就是我执意离开老家，老家的一切我都不屑一顾的根本原因。 1982年我正在城固师范上学。六月上旬我又流鼻血了。那次的鼻血流的时间很长，我整整在床上躺了一星期。那时我们五班的男生宿舍就在教学楼四楼的教室里。课余时间会有同学来问候我，可我不能出声，一说话一动嘴巴鼻子就会血流不止。也不能正常吃饭，同样一咀嚼一动嘴巴鼻子就会血流不止。我只好买来馒头，用开水泡成糊状，慢慢地吞咽下去。我一个人躺在空旷的宿舍里，望着天花板发呆，不知道这样日子何时才有尽头。 婚后的第二年秋季，开学了，我还是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刚开学，校园里到处是荒草，学校安排我们班清除操场上的杂草。那几天我身体本来就有病，本想让妻子陪我到学校照顾我，可妻子不太情愿只好作罢。那天我顶着烈日带领全班学生经过两小时的劳动终于完成了任务，回到宿舍就又流鼻血了。我到学校上面公路旁的薛全德诊所看医生，既有西药又有中药。我捂着鼻子烧燃蜂窝煤炉子，捂着鼻子煎好中药。往碗里倒中药时需要两只手同时动作，我就没有手去捂鼻子了，鼻血一滴滴落到汤药中。我含着眼泪勉强喝完混合着血液的汤药，心想我已经结婚了怎么还是这么孤独无助呢？ 妻子出去打工的第二年，我查出患有心脏病。1999年春季开学的前一天，我只身一人到县医院检查。心电图出来了，医生大吃一惊，说要马上住院治疗。那时我儿子上小学六年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妻子在我的动员下刚刚出去一年，若我住院妻子不能再出去打工，人生还有什么出路？医生见我不愿住院就安排我又做了心B超检查，结果发现心脏并没有器质性病变，就开了一些营养心肌的药。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班车早就开走了。我找到翟正泉让他骑摩托车带我回校。刚出城华子的班车要回碾子沟，我觉得坐班车舒服，就让翟正泉先走了。班车刚过朱家垭就坏了，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华子就给我拦了一辆拉砖的农用车让我坐上，可是车并不到田禾方向去，在中坝路口我就下车了。天色完全黑了，那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前行，只有阵阵寒风陪伴着我。直到走到田禾四组才遇到熟人顺路将我带到了学校。妻子儿女正坐在火盆旁和别的人拉家常，见到我，妻子还埋怨我：“怎么现在才回来。”我无语。 我体质较差，时常要去医院看医生。挂号、划价、各种检查、取药、挂盐水都是我孤身一人。有一次因心脏不舒服去急救中心治疗，需要输液一星期，那么多的药水我一个人拿不走，医生就唠叨个不停：这么严重的病怎么就没有人照顾？是啊，没有人照顾，我也不需要人照顾。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只要我自己能够做的事从来不会麻烦其他人。孤独一生，命中注定。